目塞听的聋哑人，一个不会说话的木头人。不过他的职业道德却令人钦佩，从不做那些从其职业这一特殊角度来看显得不够诚实，不够体面的事情。

瓦尔特先生对他自然十分赏识，但仍常常希望另找个人来负责社会新闻。因为用他的话说，社会新闻是报馆的生命。通过它，可以发布消息，传播谣言，对公众心理和金融行情施加影响。因此该栏目在报道上流社会所举行的有关晚宴时，必须善于不动声色，通过暗示而不必明言，把重要消息捅出去。必须能够含而不露，稍稍一点便能让人猜出你的弦外之音，或是轻描淡写地否认两句而让谣言更形炽烈，再或是闪烁其辞地加以肯定，使已宣布的事情没有任何人相信。与此同时，这一栏还应办得人人爱看，不论什么人每天都能从中得到与己有关的消息。这样就必须考虑到各个方方面面及所有的人，考虑到各个阶层，各个行业；总之，无论是巴黎还是外省，军人还是艺术家，教会人士还是大学师生，各级官员还是身份特殊的高等妓女，都应包括进去。

不言而喻，社会新闻栏和该栏的外勤记者应由这样一个人来负责掌管：此人应时时有着清醒的头脑，处处小心防备，对任何事都不轻易相信，同时又具有远见卓识，为人机警、狡黠、灵活，足智多谋，观察敏锐，一眼便能辨别所获消息的真伪，判断出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以及哪些事会对公众产生影响，并知道应如何报道方可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

布瓦勒纳先生虽然从事报业多年，但仍不够老练，办法也少，特别是天生愚拙，不善透过老板的只言片语而揣度其内心想法。

杜洛瓦担任此职，当会完美无缺，从而使这份用诺贝尔·德·瓦伦的话说“以国家金融为依托而在政治暗礁间穿行”

的报纸，在这方面的工作大大加强。

《法兰西生活报》的“真正编辑”即幕后人物，是同报馆老板搞的那些投机事业直接相关的五六个众院议员，因此在众院被称为“瓦尔特帮”他们由于同瓦尔特合伙或借助于他而财源广进，因而备受人们的羡慕。

政治编辑弗雷斯蒂埃不过是这些实业家的傀儡。他们的意图就是通过他执行的。遇有重要文章要发表，他们便向他授意，由他执笔，而他总要把文章带回家去写，说是家里比较安静。

为使报纸带有文学色彩和巴黎特色，报馆聘了两位各有特长的著名作家，一位是雅克·里瓦尔，负责时事专栏，另一位是诗人诺贝尔·德·瓦伦，负责文艺专栏，用新派的话说，也就是连载小说的负责人。

此外，还在以笔杆为生、生活拮据的大批文人中，以低廉的工钱雇了几位艺术、绘画、音乐和戏剧方面的评论家，及一位负责刑事案件的编辑和一位负责赛马报道的编辑。最后，还有两位来自上流社会的女士，分别以“红裳女”和“素手夫人”的笔名，经常寄来一些稿件，介绍社交界的各类趣闻，探讨时装、礼节、高雅生活和处世之道等方面的问题，或是透露一些有关名媛闺秀的秘闻。

因此，《法兰西生活报》这份“以国家金融为依托而在政治暗礁间穿行”的报纸，就是由上述来自各个方面的人士支撑的。

正当杜洛瓦为自己被任命为社会新闻栏主编而感到喜出望外的时候，他收到了那印制精美的请柬。请柬上写道：“瓦尔特先生和夫人订于一月二十日星期四晚在寒舍略备薄酒，招待各方友好，恭请杜洛瓦先生届时光临。”

老板在恩宠之外又加恩宠，杜洛瓦喜不自胜，不禁像是收到一封情书一样，对着请帖吻了又吻。接着，他去找了一下报馆财务，同他谈了谈经费大事。

在通常情况下，社会新闻栏所配外勤记者的薪俸及这些记者所写稿件的酬金，皆由该栏主管以其所掌管的专项资金支付。稿件无论好坏，酬金一律照付，如同果农送给鲜果店的水果一样。

归杜洛瓦掌管的这笔钱，在开始阶段为每月一千二百法郎。杜洛瓦觉得，这钱既然到了他手中，自己当可扣下一部分。

经他再三要求，报馆财务终于同意先行预支四百法郎。拿到钱后，他脑海中萌生的第一个念头，是立刻将欠德·马莱尔夫人的二百八十法郎还掉，但旋即又想，这样一来，他手中便只剩下一百二十法郎了，靠这点钱显然难以将此栏目办好。因此只得打消此念，过些时候再说。

此后，他一连两天，忙于操持办公事务。他所接管的，是一间供全组人员使用的大房间，房内放着一张长桌和一些存放信件的木格。他占了房间的一头，而年龄虽大仍整天伏案、胸前垂着乌黑长发的布瓦勒纳则占了另一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