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说道：“我看天不早了，我们还有两位大人物要采访呢。”

圣波坦哈哈大笑：“您也未免太老实了。您难道真的以为，我会去问那中国人和印度人对英国的所作所为有何看法？在他们的看法中，有哪些符合《法兰西生活报》读者的口味，我难道不比他们更清楚？这样的中国人、波斯人、印度人、智利人、日本人等等，经我采访过的，已不下五六百之多。在我看来，他们的回答是那样地千篇一律，毫无二致。因此只须把最近一次访问记拿出来一字不差地重抄一遍，便可交差。需要更改的，只是被访者的相貌、姓名、头衔、年龄及其随从的有关情况。这方面可不能出现任何差错，否则《费加罗报》和《高卢人报》很快会毫不客气地给你指出来。不过对于这一点，你也不用担心，有关情况，布列斯托尔饭店和大陆酒家的门房不消五分钟便会给我们讲述清楚。我们可以一面抽着雪茄，一面徒步走去。结果不费吹灰之力，便可在报馆稳拿五法郎的车马费。亲爱的，一个人如讲求实际，就应这样做去。”

杜洛瓦问道：“这样说来，当个外勤记者是很有油水的了？”

圣波坦故作神秘地答道：“是的，不过同写社会新闻相比，也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因为那里面可有变相的广告收入。”

他们于是离开咖啡馆，沿着大街向玛德莱娜教堂走去。圣波坦突然向杜洛瓦说道：“这样好不好？如果你有事，请尽管去办。这件事，我一个人足可应付。”

杜洛瓦同他握了握手，便离开了他。

一想到他晚上要写的那篇关于阿尔及利亚的文章，他心中就烦躁不已，只得现在就开始打起腹稿来，于是一边走，一边思考着，把各种各样的见解、看法、结论和轶闻都汇集起来。不知不觉中，他已来到香榭丽舍大街的尽头。举目四顾，人迹寥寥。诺大的巴黎，在此盛夏炎炎的时节，几乎已成为一座空城。

他在星形广场的凯旋门附近，找了家小酒馆填饱肚皮，然后沿着环城大街，慢慢地徒步走回寓所。一进门，就赶紧坐在桌边，写那篇文章。

可是目光一落到面前摊开的白纸上，刚才想好的那些东西，像是不翼而飞似的，转眼之间便从他的脑际消失得无影无踪。他搜尽枯肠，试图把它们重新找回，即便是一鳞半爪，也要先写下来。然而这些东西像是在同他捉迷藏，他刚要抓住，马上又溜掉了；要不就是突然乱糟糟地一齐向他涌来，使得他不知从何入手，因此无法理出头绪，分别加以装点。

这样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苦斗，倒是已有五张白纸被他写得密密麻麻，不过全是些有头无尾的孤立语句。面对这尴尬的局面，他不由地认为：“看来我对这一行还不完全摸门，必须再去请教一番。”

这样一来，他势必又有可能去同弗雷斯蒂埃夫人在一起呆上一上午，两个人长时间地促膝而谈，气氛是那样柔和、亲切、热诚。一想到这里，他心中便激荡着一股热望，久久不能平静。于是赶紧上床就寝，生怕自己会忽然回心转意，又去写起来，并将文章写得很好，从而使这满腔希望成为泡影。

第二天，他比平时起得要晚，因为他不想让这会面的快乐来得太为匆忙，而先在那里领略了一番。

当他到达弗雷斯蒂埃家的时候，十点已经过了。他按响了门铃。

前来开门的仆人对他说道：“先生此刻正在工作。”

杜洛瓦没有料到弗雷斯蒂埃现在会在家里，但他不想就此离去，说道：“请告诉他是我来了，我有急事。”

过了片刻，他被带到曾和弗雷斯蒂埃夫人度过一段美好时光的书房里。

弗雷斯蒂埃穿着睡衣，脚上套着一双拖鞋，头上戴着一顶英国小圆帽，正坐在他昨天坐过的椅子上。他妻子仍旧穿着那件洁白的晨衣，嘴上叼着香烟，身子靠在壁炉上，在给他丈夫口授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