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所有的人确实都空着两手，什么事也不。这一大片黑压压的人群静默得奇。

“什么也不。”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塔鲁和朗贝尔决定到育场去。足球运动员贡扎莱斯也陪他们一起去，他是由朗贝尔找来的，而且他是听了记者的话才最后同意去负责看育场的。朗贝尔要把他介绍给隔离营主。贡扎莱斯在与朗贝尔和塔鲁见面时说，在鼠疫发生之前，这正是他穿着球衣要开始比赛的时间。现在所有的育场都被征用了，赛球已不再可能了，因此他到空闲无事，他的神态看上去也是如此。这是他接受着工作的原因之一，不过他只答应在每周周末值班。那天天气正好是半半晴，贡扎莱斯抬看了看，颇为遗憾地说这既不下雨，又不炎的天气最适宜于赛球。他竭力回忆了比赛前在更衣室里涂松节油的味，摇摇晃晃的看台，黄褐球场上颜鲜艳的运动衫，中场休息时的柠檬或冰凉解渴的汽。此外，塔鲁还记下了下述的这件事。一路上经过郊区低不平的路时，贡扎莱斯见到石就当足球踢，他力图把石踢沟里去，而当他踢中的时候，他就说：“一比零。”当他拍完一支烟的时候，他把烟向前吐去，然后就试着用脚在空中把烟接住。在育场附近，有一些孩正在玩球，他们把球朝这三个人踢过来，于是，贡扎莱斯就把球准确地踢还给他们。

“最

仁，毫不徇私，本来有可能加本城居民中间的平等，可是事实正相反，由于通常人们的自私行为，鼠疫反而加了大家心里的那不公平。当然，剩下来的只是人人在死亡面前的无可非议的平等了，但这平等是谁都不愿意享受的。那些挨饿的穷人更怀念邻近的城市和乡村，因为在那里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而且面包也不贵。因为这里不能让他们吃饱，他们就有一想法，一不太符合情理的想法，认为这里早该放他们走了。于是，最后在城里传这样一句号：“不给面包，就给新鲜空气吧！”它有时可以在墙上看到，有时在省长走过的时候可以听到。这句讽刺的话是号召人们行示威游行的信号，尽这些游行很快被镇压了下去，但其严重是大家都能看到的。

塔鲁问朗贝尔：“他们白天些什么？”

三人终于走了育场。看台上住满了人。运动场上搭起了几百个红帐篷。帐篷里有卧和包裹，老远就可看到看台没有拆去，主要是为了在天或者下雨的时候可以让那些住在里边的人躲一下，不过，到夕西下时他们得回到帐篷里去。在看台下面装上了淋浴设备，而原来运动员的更衣室已经被改成办公室和医务室。大分住隔离营的人都在看台上，另一分人在运动场边缘徘徊，有些人则蹲在帐篷人，用毫无表情的目光看着周围的一切。在看台上，许多人躺倒在那里，好像有所期待似的。

报纸当然听从上面的命令，不惜一切地大肆宣扬乐观主义。一翻开报纸，就能读到，目前形势的特是，全城居民临危不惧，确是“镇定和冷静的动人典范”但是在这座与世隔绝、什么事情都无法保密的城里，没有一个人会相信这个由全城居民所作的“典范”如果要想对上面所说的镇定和冷静有一个确切的概念，那只须到一个隔离场所去，或者到行政当局所组织的某个隔离营里去看一看就够了。不过，那时候笔者恰好在别有事，对里面的情况不了解，所以只能在这里引用一下塔鲁写的事实。

塔鲁在他的笔记本里记载了他与朗贝尔一起到设在市育场的一个隔离营里去的一次访问。育场的位置几乎就在城门，它一面朝着一条通行电车的街，另一面朝着一片空地，这空地一直延伸到城市所在的原的边缘。育场的四周一般都围有的泥墙，所以只要在四个人上设一些岗哨，人就很难逃得去。同时，四周的围墙也阻挡了外面一些好奇的人去打扰这些被关在里面受检疫隔离的不幸者。这些不幸的人，尽看不见电车，却整天听得到它们的隆隆行车声，每当他们发觉电车的闹声特别大，就能揣测到那是办公室上班或下班的时间。因此，他们也就知，尽他们被排斥在生活之外，但是生活依旧在离他们几米远的地方继续下去，只是这的泥墙把他们与外界分隔了开来，造成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即使把他们分别地放在一些星球上，也没有如此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