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又颇含讥讽地说他不想强调一种微妙的处境，他很理解玛丽的顾虑，但是（说到这里，他的口气强硬了），他的职责使他不能不越过通常的礼仪。因此，他要求玛丽讲一讲我碰见她的那一天的情况。玛丽不愿意说，但在检察官的坚持下，她讲了我们游泳，看电影，然后回到我那里去。检察官说，根据玛丽在预审中所提供的情况，他查阅了那一天的电影片目。他要玛丽自己说那一天放的是什么电影。她的声音都变了，说那是一部费南代尔的片子。她说完，大厅里鸦雀无声。这时，检察官站起来，神情非常庄重，伸出手指着我，用一种我认为的确是很激动的声音，一个字一个字地慢慢说道：“陪审员先生们，这个人在他母亲死去的第二天，就去游泳，就开始搞不正当的关系，就去看滑稽影片开怀大笑。至于别的，我就用不着多说了。”他坐下了，大厅里还是一片寂静。忽然，玛丽大哭起来，说情况不是这样，还有别的，刚才的话不是她心里想的，是人家逼她说的，她很了解我，我没做过任何坏事。但是执达吏在庭长的示意下把她拖了出去。审讯继续。

紧接着是马松说话，人们都不怎么听了，他说我是个正经人，他“甚至还要说，是个老实人”至于萨拉玛诺，就更没有人听了。他说我对他的狗很好。当问到关于我母亲和我的时候，他说我跟妈妈无话可说，所以我才把妈妈送进养老院。他说：“应该理解呀，应该理解呀。’可是似乎没有一个人理解。他被带了出去。

轮到莱蒙了，他是最后一个证人。莱蒙朝我点点头，立刻说道我是无罪的。但是，庭长说法庭要的不是判断而是证据。他要他先等着提问，然后再回答。他们要他明确他和被害人的关系。莱蒙趁此机会说被害人恨的是他，因为他羞辱了他姐姐。但庭长问他被害人是否就没有理由恨我。莱蒙说我到海滩上去完全是出于偶然。检察官问他作为悲剧的根源的那封信怎么会是我写的。莱蒙说那是出于偶然。检察官反驳说偶然在这宗案子里对人的良心所产生的坏作用已经不少了。他想知道，当莱蒙羞辱他的情妇时，我没有干涉，这是不是出于偶然；我到警察局去作证，是不是出于偶然；我在作证时说的话纯粹是献殷勤，是不是也出于偶然。最后，他问莱蒙靠什么生活，莱蒙说是“仓库管理员”检察官朝着陪审员们说道，众所周知，证人干的是乌龟的行当。我是他的同谋和朋友。这是一个最下流的无耻事件，由于加进了一个道德上的魔鬼而变得更加严重。莱蒙要声辩，我的律师也提出抗议5但是人家要他们让检察官说完。他说：“我的话不多了。他是您的朋友吗？”他问莱蒙。莱蒙说：“是，他是我的朋友。”检察官又向我提出同一个问题，我看了看莱蒙，他也正看着我。我说：“是。”检察官于是转向陪审团，说道：“还是这个人，他在母亲死后的第二天就去干最荒淫无耻的勾当，为了了结一桩卑鄙的桃色事件就去随随便便地杀人广

他坐下了。我的律师已经按捺不住，只见他举起胳膊，法衣的袖子都落了下来，露出了里面浆得雪白的衬衫，大声嚷道：“说来说去，他被控埋了母亲还是被控杀了人？”听众一阵大笑。但检察官又站了起来，披了披法衣，说道需要有这位可敬的辩护人那样的聪明才智才能不感到在这两件事之间有一种深刻的、感人的、本质的关系。他用力地喊道：“是的，我控告这个人怀着一颗杀人犯的心埋葬了一位母亲。”这句话似乎在听众里产生了很大的效果。我的律师耸了耸肩，擦了擦额上的汗水。但他本人似乎也受到了震动，我明白我的事情不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