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争结束时，海因里希普法伊弗二十一岁，大刚完截肢手术(左)，躺在班贝格附近一个改作野战医院的罗克式修院里。他———据本人说———“从麻醉中刚醒过来，难受得很，国佬就来了———他们幸好没有为难我。”

亨格斯博士(自己谈自己):“同我那位伯爵上司撤退到了一个村庄，我们确有把握当地的农民不会卖我们。我们假扮林业工人，住在一间小木屋里，却有像老爷一样的伙，照顾；那些忠于伯爵家族的娘儿们不仅不拒绝陪我们寻作乐，而且主动送上门来。坦率地说，伐利亚的方式我觉得太鲁，我向往莱茵区的细腻，不仅是在这个方面的。由于我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问题，一九五一年我就可以回家了，伯爵先生不得不等到一九五三年才去向法院自首，不过那时候清查战犯的工作正在悄悄地偃旗息鼓。在韦尔他坐了三个月的牢，在他狱后不久重新参加了在这个方面。我宁愿在政治上不再面，而只想贡献我的湛的语言文学知识。”

范多尔恩:“我最了，我曾以为，我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就回到托尔策姆，用胡贝特成包送人的钱买回了我父母的房和地。我一而再，再而三地让莱尼到我家来住，在乡下平平安安生下她的孩———是谁的孩我们一直还不知。我对她说，国人到我们这里肯定要比到你们那里早两三个星期。结果呢？莱尼幸好没有来。他们把托尔策姆———人们是这么说的———夷为平地，我们有半小时时间撤离，用汽车被送过莱茵河，我们后来就回不去了，因为河那边受国人控制，我们这边还在德国人手里。哦，幸亏莱尼没有接受我的劝告。什么乡下安静啦，空气新鲜啦，草树木啦———等等，我们只还看见一大片尘土遮天没地———这就是当时托尔策姆的情景———现在当然已重新建设起来了，不过我告诉您:一大片尘土遮天没地！”

老普法伊弗说“战败的那一天”他和妻正在“离德累斯顿不远的地方”他将那条痪的拖着已有二十七年(到今天已有三十五年)，那条就是一九四三年莱尼父亲被捕狱前还一直说的“我所见过的最虚假的。”

席尔滕施泰因战争结束时在什么地方，在上文已有代:

年以前的施勒默，这说明什么，您就不会知:一位乞哀告怜、痛哭涕、恩不尽的施勒默，吻着我的手，他哭得像一只小狗———然后就走了。他，再也没有见到了。后来，我于好奇去找过一次这个凯佩尔的妻，在煤矿区，靠近布厄，因为我想知———您明白吗？她已经再婚了。我说，我在野战医院护理过她的丈夫，他死前曾求我来看望她。哎，告诉您，这个女人是个厚颜无耻的家伙。她竟然问我:‘您说的是我的哪一个男人呀？如果是恩斯特威廉，他都已经死过两次了，一次死在野战医院，另一次死在你们那里一个叫维尔的偏僻村里。’这样说来，施勒默已经死了，不瞒您说，我当时松了气。对他来说，这也许比被纳粹或游击队绞死或枪毙要好一些。嗯，他是个货真价实的战犯———从一九三九年起就开始在法国、比利时和荷兰招募制劳工，商业其实才是他所学的。由于他，我曾多次受传讯，到了后来房也被没收，包括全财，只准我把自己的衣服拿走。施勒默显然大发横财，老实说，贪污受贿———是的，害得我一九四九年落街，多多少少从此也靠卖为生。是的，卖，莱尼和大家虽然都设法帮助我重新站稳脚跟。我也曾在莱尼家住过半年，但由于我跟男人来往，无法长住下去了，因为她的儿长大了，他有一天问我:‘玛格特，哈利吗，’———哈利是一个英军中士，当时正和我相好———‘吗他老想钻到你里去呀？’”(玛格特又脸红了———笔者)

老霍伊泽:“我的房产我舍不得丢下一走了之。我不仅买下了格鲁伊滕的房，而且在一九四五年一月和二月还买了政治上遭到极大危险的人的两幢房屋。您如果愿意的话，可以称之为反雅利安化或再反雅利安化，这两幢房从前是犹太人的家产，由两个老纳粹分卖给我是合法的，有支票和公证，完全合法———这个是正当的产权转让———有哪一条法律禁止买卖房屋？二日那天我没有赶上，因为正巧我下乡去了———但我看到了尘雾，在四十公里以外———黑压压的一片———我第二天骑自行车赶回来，发现西城区的一幢房仍完好无损，英国人来了后，我才不得不从那儿搬走。他们原来不让自己想要以后居住的市区受到破坏。莱尼和洛她们把我撇在一边，一也没有向我透她们在墓室里设立的小苏维埃天堂。不，我这个老她们不愿要———我毕竟年已甲了。我妻十月过世以后，落的行径相当恶劣。她带着孩们在城里狼，先是住在亲戚家里，后来同玛格特那个娼妇在一起住，之后住在熟人家里，目的是不被疏散。为什么？因为她一心想趁火打劫，国防军仓库在什么地方，她都知。抢劫位于前加尔默罗会修院附近的仓库时，当然没有给老公公打招呼。没有，他们用手推车推，用麻袋装，用自行车和已被烧坏停在街上但还能推着走的破汽车拉，把黄油、、香烟、熏猪、咖啡和衣等洗劫一空———他们甚至迫不及待地在大街上用防毒面罩煎荷包

他在列宁格勒和维捷布斯克之间某地，用钢琴为苏联军官弹奏《莉莉玛莲》。是一个连莫尼克哈斯也肃然起敬的人。“我当时有一个残酷的愿望，可怕的愿望，”(席对笔者语)“我想活命，想吃。即使用琴奏《莉莉玛莲》，我也会的。”朔尔斯多夫博士的表现，战争结束时他几乎成为英雄:他退居“莱茵河右岸的一个小村庄，由于我有真的证件，又没有什么政治污，纳粹分没有找我的麻烦，我也不用怕国人，等待着战争结束。为使我伪装得十全十，我担任了人民冲锋队小队长领导十来名队员，其中有三人七十多岁，两人不到十七岁，两人截了大，一人截了手臂，一人截了小，还有一人是弱智者，也就是全村有名的傻。几拐杖、一裁四的白床单是我们的主要武。此外，我们还有用来炸一座桥的几颗手榴弹。于是，我率领队伍发了，我们把一裁四的床单扎在杆上，没有把桥破坏———并且完整地把村庄移给国人。直到两年前，一直或在村里(贝尔格地方的奥斯勒一米勒村———笔者)很受迎，不断被邀请参加教堂落成纪念日集市和类似的庆祝活动。不过这两年来，我发觉人们的情绪有了变化，有时听到有人说什么失败主义者———这是在二十五年之后，要知村里的教堂钟楼多亏是我才得以保全的，因为我用自己的生命向军少尉厄尔维特尼保证钟楼里没有驻军，没有被用于军事目的。如今呢，发生了向右转，这是毫无疑问的。不怎样，我上那儿去时心情已不再那么绝对平静了。”汉斯和格特赫尔岑只需要一个简短的不在场的证明:

一九四五年六月汉斯才生的，至于他在娘胎里是否过狼人的情，作者就不得而知了。格特是一九四六年才生的。

克雷默尔:“他们把我儿夺走后，我想:现在往何去呢？向东，向西，还是留下呢？我决定留下:往西去路已不通，只准军人和修工事的队伍通行———往东去呢？据我所知———装腔作势再打几个月或一年他们还是能的。我于是就留下，待在家里，直到二日(指一九四五年三月二日，留在该市的某些人士简称为‘二日’———笔者)。这一天发生了那次空袭，在这次空袭中有许许多多人神经失常或几乎神经失常。我钻对面啤酒厂的地窖，心里想:世界要毁灭了，世界要毁灭了。坦率地说，教堂，我这个人从一九一四年我十二岁起就再也没有过，再也不信教士说的那一，就连纳粹表面上(着重非笔者所加)反对教士时也没有将他们赞成:因为后来我毕竟学到了不少辩证法和唯史观，尽大分同志把我看成是一个不懂事的黄丫———我告诉您，我当时起祷告来。这些又都冒这些来了:《万福利亚》，《主祷文》，甚至还有《上帝保佑》———只是一个劲儿地祈祷，别无其他。是这个我们经历过的一次最严重、最厉害的空袭，整整持续了六小时四十四分。啤酒厂地下室的天板有时也有活动，像一帐篷几乎被狂风得晃晃悠悠———而这一切都是针对一座居民几乎已全撤离的空城，没完没了，铺天盖地，躲在地下室的只有六个人，两个女的，一个带着一名三岁男孩的少妇和我，她害怕得牙齿格格地作对儿厮杀———常在书上读到的牙齿格格地作对儿厮杀的样，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这完全是一机械动作，她本人不由自主，也不知———她最后把嘴都咬了血。从地上我们捡了一块光的木片———可能是箍桶板上掉下来的———她嘴里，我想，她快要疯了，你也快要疯了———声音其实并不太大，只是震动，有时天板像一只破球，一会儿鼓一会儿瘪。小男孩睡着了，他睡着了，困了，在睡梦中微笑着。在此还有三个男人，其中一个年纪大的是仓库理员，穿着冲锋队制服———而这是在二日！———嘿，他吓得，真是拉了一屎，像筛糠似的直哆嗦———一他又了，然后跑了去，一心想去，他一面喊———一面往外跑。我告诉您，他们后来连他的一毫都没有找到。这样，还有两个年轻人在那儿剩下了，穿便服，德国人，我想他们准是开小差的，原先在外面瓦砾堆里狼，遇到这场空袭就害怕了；起先他们一声不吭，脸煞白，当那个老跑去后，突然间，他们———哎呀，现在我已经六十八岁了，把当时的真实情况我讲给您听，真叫人难以启齿，那时我四十三岁，那个年轻妇女———我后来再也没有见过她，那四个人都没有再见到，那两个年轻人、那个孩都没有———或许那个年轻妇女有二十八九岁———嗯，这两个年轻人，至多二十二三岁，突然间———叫我怎么说呢？死赖脸或兽发作，不，这样说都不符合事实。自从他们把我的丈夫在集中营里折磨死以后，我已有三年没有再理睬过别的男人了———嗯，这两个人，他们没有袭击我们，不能这样说嘛，而我们也没有反抗，他们没有我们———不怎样，有一个走到我面前，一把抓住我房，脱掉我的，另一个走到那个少妇面前，从她中取木片，吻她，我们于是就在那儿上了，随您怎么说，在我们中间是那个睡着的孩，您听了准会觉得太不像话，可是那情况您无法想象，一连六个半小时，飞机扔炸弹，航空雷和六千多颗烈炸弹———我们同舟共济，我们四个人，那个小男孩在我们中间躺着，我一直还能到那个挑中我的年轻人吻我时满嘴尘土，我也觉到我嘴里的尘土———大概这些都是从摇摇晃晃的天板上落下来的———我是多么快乐，我还能到，心情已平静下来，继续祈祷。我还看见那个少妇突然变得十分安静，把伏在她上的那个小伙额上的发用手掠开，着笑注视着他。我也把我那个小伙额上的发掠开，笑注视着他。事后，我们又穿好衣服，稍许整理一下，默不作声地坐着，不约而同地我们把我们包里的东西都拿来，有香烟和面包，一些腌煮品，腌黄瓜和草莓酱是那个年轻女人带的———我们把东西放在一起吃，也不说一句话，我们好像事先讲好彼此不问姓名似的———不说一句话，我们中的砂真牙碜，我中有那个小伙嘴里的砂，他中也有我嘴里的砂———后来轰炸停止了，大约在四半左右。四周安静下来，但不完全。不知什么地方还有轰隆隆的声响，有房屋倒塌的声音，有炸弹爆炸的声音———六千来颗炸弹嘛。好吧，我说安静下来，是指飞机不来了———我们都跑去，各走各的路———临别时一句话也没有说:哎呀，我们前尘土遮天蔽日，烟，烈火熊熊———我昏了过去，几天后在医院里苏醒过来，一直还在祈祷，不过这是最后一次。我真运气，没有被他们埋掉，您知有多少人被草草埋掉么？还有，您知啤酒厂地下室后来怎么着？塌了，我们离开两天以后就塌了———我想是由于拱继续像只球一鼓一瘪，终于最后塌方了。我去过那儿，因为我想看看我的住宅怎么样了:然无存，然无存———连一堆像样的瓦砾都没有。国人，在我院的第二天就来了。’”

我们知汪夫特被疏散走了。显而易见，苦她吃了，受了罪(笔者无法断定，由于她不说，究竟是客观上还是仅仅主观上吃苦遭罪)。她只说了一个词:“施奈德米尔”至于克雷姆普，我们知他为了保卫速公路在速公路旁死去，断气时嘴上可能还挂着“德国”这样一个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