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于一九二三年我逃往法国，在那儿治好伤，改名换姓是当时不得不做的事情，后来，一九二四年使用假证件回到德国。到了一九三三年，叫赫特霍尼还是比叫艾莉马克思要好些，而我又不想再度流亡了，不想再度流亡。您知道为什么？我爱这个地方，爱住在这个地方的人民:他们只是生不逢时罢了。黑格尔的话您尽管搬出(笔者不想搬出黑格尔！———笔者)来对我说，一个人生不逢时是不可能的。一九三三年后，我觉得最好放弃我那兴旺的园林建筑师事务所，干脆让它破产，这是最简单、最不引人注目的办法，尽管也困难，因为我的事务所很兴旺。之后，又遇上家世证明的问题，即麻烦，又危险，可在法国我当然还有朋友，就在那儿办理。于一九二四年这个莉安妮赫特霍尼已死于巴黎一家妓院，干脆他们偷梁换柱，说死去的是萨尔路易的艾莉马克思。我让巴黎一位律师办了家世将这件事证明，此人在大使馆有熟人。这件事虽然是秘密的，但有一天从奥斯纳布吕克附近一个村庄寄来了一封信，一个名叫艾哈德赫特霍尼的人在信中给他的莉安妮写道，她所做的一切他愿原谅，‘希望你回家来，我和你好好过日子’。嗯，我们等到把家世证明全都办妥，在巴黎才让这个莉安妮赫特霍尼死去，而她却在德国作为园艺师活了下来。嘿，大功告成了。相当保险，但决不是绝对有把握，因此，我认为在佩尔策这样一个纳粹分子手下安身要好一些。”

上等香茗，比那些修女的要浓三倍，还有可口的小点心，可是笔者向银烟盒伸手过于频繁了，现在已是第三次，虽然几乎那个并不比核桃壳大的烟灰缸已放不下第三支烟的烟灰和烟蒂。毫无疑义:赫特霍尼是个聪明而稳健的女人，由于笔者没有反驳而且也不想反驳她的分离主义观点，因此，他尽管抽烟喝茶(已是第三杯！)漫无节制，看来她对他的好感并未减少。“您可想而知，我那时提心吊胆，虽然这在客观上是没有什么道理的，因为这个莉安妮的亲属从未露面，但在佩尔策那里有可能进行严格的企业审查、人事审查，外加那个该死的纳粹克雷姆普、汪夫特和民族党的策芬。我和策芬同在一张桌子上干活。一向佩尔策的嗅觉很灵敏，准是觉察到我有点忐忑不安，因为当他在鲜花和绿树上开始相当明目张胆地弄手脚时，我倒不是怕自己会出问题，而是怕他受连累，就想辞职不干。我对他说过之后，他以一种可笑的神情瞅着我说:‘您要辞职，您行吗？’他什么也不知道，我肯定，但他觉察到了———我胆怯了，便收回辞职要求，可他当然发现我真的胆怯了并且不会事出无因，于是每逢有机会就把我的名字着重念出，似乎这个名字有假。他当然知道克雷默尔的丈夫是共产党，在集中营死去。对普法伊弗，他也觉察到什么，而且确实又猜对了，比我们大家所料到的要多。普法伊弗姑娘和那个波利斯利沃维奇彼此情投意合，是比较明显的，但也是够危险的，不过这———她会有此胆量我没有想到。再者，有一点也证明佩尔策嗅觉很灵，他一九四五年就知道英语管花叫‘flowers’，花圈不过没说过，他把花圈叫‘circles”有一段时间，美国人还以为他说的是秘密团体哩。”

稍停片刻，笔者提了几个问题。在这期间他颇为费劲地把第三支香烟的烟蒂塞进那只银质核桃壳，并且不无好感地注意到，在那其他方面完美无缺的书橱中，普鲁斯特、斯丹达尔托尔斯泰和卡夫卡作品的封皮显得很旧了，不脏，没有污斑，只是用旧了，就像一件补过洗过多次的心爱的衣服一样。

“是呀，我爱看书，手不释卷，有些书已看过好多遍了，普鲁斯特的作品在一九二九年我就看过本亚明的译本———现在谈谈莱尼吧:当然是一个好姑娘，不错，我说的是姑娘，虽然她已经快五十了，只是，你无法接近她，战时也好，战后也好，都是这样，倒不是她冷若冰霜，只不过是文静和沉默寡言；和蔼可亲———但固执倔强，沉默寡言；‘女士’的外号我首先得到了，莱尼来了以后，大家叫我们为‘两位女士’，但不到半年，人们又不叫她‘女士’了，又只剩下一位女士了，就是我。奇怪———我后来很晚才弄明白莱尼为什么那么古怪，叫人几乎看不透———她是无产阶级，是的，我始终认为，对金钱、时势等等态度她是无产阶级的。本来她是可以青云直上的，但她不想上进，倒不是缺乏责任感，也不是没有能力担当重任，甚至她胸有成竹，嗯，这一点可以说她已充分证明了。她和波利斯利沃维奇相好将近一年半之久，我们当中没有人，没有一个人认为会有这事，他们或他都没有被人抓住过。我对您说吧，他们俩受到了汪夫特、谢尔夫和那个下流坯克雷姆普的严密监视，有时我放心不下，心想要是他们搞什么名堂，那可就要倒霉了。开始时不只是有危险，他们———光是由于实际原因———什么名堂根本不可能搞出，当然有时我怀疑她是否———如果她———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因为她十分天真。如上所述:不看重钱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