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抽象的义愤。笔者觉得他是在借酒浇愁，他喝的那种酒如果喝多了，是最危险的:陈雪利酒。至少笔者发现垃圾堆里的空雪利酒瓶多得惊人，而且在封霍夫高的“图纸框”里未开封的雪利酒瓶子的令人不安。

有必要去几次乡村酒店，至少可以道听途说地了解到封霍夫高以“我的口被封住了”为由拒绝提供的情况。

笔者三次去酒店同十来个霍夫高森村民谈话的概括在下面:村民们明确地同情死气沉沉的维尔纳，尊敬他那个显然生气勃勃的弟弟阿诺德，谈起后者时几乎肃然起敬。显然———据村民们说———在他哥哥领导的联邦国防军机场筹建处，阿诺德依仗基督教民主联盟议员、银行家、国防委员会各派院外活动集团成员的支持，甚至通过对国防部长施加压力终于争取到让“数百年来有名的霍夫高森森林”及其周围的大片农田被选中，用于修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个机场。这笔交易———按村民们的说法———“有五千万、四千万，三千万起码也有”而这是“在他领导的部门里，违背他的意愿，在国防委员会的同意下成交的”(村民、农场主伯恩哈德赫克尔语)。

在谈到神秘的海因里希—艾哈德事件之前，霍夫高犹豫了一会儿:“对格鲁伊滕我永远感恩不尽，因为他让我当他的私人助理，使我这个年轻人得以逃避参加德国国防军，救了我一命。后来他境遇不佳，作为回报。至少我可以帮他一把，既然你看来很关心此事，我就向你吐露了实情吧。霍伊泽太太并没有看到全部卷宗，也不了解来龙去脉。她看到的只是法院审讯案卷，而且也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还有行刑队少尉的报告的，事实上这件事错综复杂，我得费好大的劲才能够交待清楚。情况是这样的:格鲁伊滕的儿子拒绝父亲的庇护，但格鲁伊滕却不顾他的反对保护他，设法———对他来说这不费吹灰之力———把他和他的表兄暂且调到吕贝克某军需处去，那是在占领丹麦两天以后。他———我指的是老格鲁伊滕先生———没有料到儿子的倔强。儿子虽然同表兄一起到了吕贝克，但当他看到自己到了什么部门时便立即返回丹麦，既无行军命令，又无调令———说得轻一点，这是离队；说得重一点，这是开小差。这倒还可以补救；无法补救的是这两个年轻人企图把一门反坦克炮卖给一个丹麦人，虽然这个丹麦人并没有买下———买下也等于自杀。荒唐透顶———这仍是一种犯罪行为，任何庇护都无济于事，什么办法都无济于事，必然的事情发生了。明白对你说吧，虽然我们当时正在丹麦承包大工程，几乎所有的将领都认识，但我作为格鲁伊滕的私人助理，要想搞到卷宗是困难的。

等我看到卷宗时，我就把它———清理、删改或———如果你要那么说的话———审订，整理出一份给格鲁伊滕的女秘书霍伊泽太太，因为那里面大谈特谈‘肮脏的交易’，而我不想让他看到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