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有时躺在窗户被遮蔽的房间里，有空袭警报也不离开自己的房间“整天甚至一连几个星期只是盯着天花板出神”(范多尔恩语)。霍伊泽全家老小———奥托、他的妻子、洛蒂、洛蒂之子维尔纳———在这期间都搬到格鲁伊滕家去住。这时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虽然可以料到，甚至可以准确地预计，却仍被视为奇迹，甚至有助于治好病人:在一次空袭中，一九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夜里，洛蒂的孩子呱呱坠地了，是个男孩，重六磅半，由于他出世略早于预产期，产婆没有做准备，正在“别处忙活”(后来知道，在接生一个女孩)，而出人意外地精明强干的洛蒂又显得软弱无能，就像范多尔恩那样。这时又发生了一个奇迹:格鲁伊滕太太下床来，以精确、果断而又亲切的语气向莱尼布置工作。在洛蒂临产时把热水烧好，将剪刀消毒，预先加热把尿布和被子，磨好咖啡，准备好法国白兰地。那是一个冰冷漆黑的夜晚，是一年中最黑的一夜，瘦弱得“三分像人，七分像鬼”(范多尔恩语)的格鲁伊滕太太大显身手，她穿着那件天蓝色浴衣，反复检查放在五斗柜上的必要器械，用科隆香水轻擦洛蒂前额，把她的双手按住，毫不为难地掰开她的两腿，扶着她采取所要求的半蹲姿势，毫不畏惧地接生婴儿，用醋水擦洗产妇，剪断脐带，让孩子“暖暖和和”地躺到莱尼铺上褥子的洗衣筐里。她一点也没有因为炸弹在不远处落下而受影响；一个名叫霍斯特的民间防空员再三要求熄灯，叫大家进地下室，被她三言两语就打发走了。这件事的目击者(洛蒂、马尔娅范多尔恩、老霍伊泽)不约而同地说，她当时的神气“真像个宪兵”哩。

她很可惜没有成为医生。不管怎么说，她“清洗了产妇的下身”(老霍伊泽引用格鲁伊滕太太的话)，检查了胞衣排出，同莱尼和洛蒂一起喝咖啡和白兰地。精力旺盛的范多尔恩出人意料的，却是个“银样枪头”(洛蒂语)，用一些站不住脚的借口老是呆在厨房里，用咖啡把格鲁伊滕和霍伊泽两位男士款待，嘴上老是说“我们”(“我们会干的，我们会干好的，我们不会气馁的，嗯，我们怎么怎么样”———对格鲁伊滕太太带着一点批评:“但愿她能顶住，天啊，就怕她受不了哩。”)，但却远离现场———洛蒂的卧室，等到最紧急的时刻过去之后才露面。当格鲁伊滕太太东张西望，似乎不相信自己能干时这种事，她领着小维尔纳走进卧室，小声对他说:“我们来看看小弟弟好吗？”好像有人不相信似的，对老霍伊泽老格鲁伊滕说:“我早就知道并且早就说，她是个了不起的女人。”

几天后，当洛蒂硬要格鲁伊滕太太做孩子的教母，却又不肯让孩子(她想给他取名库特:“这是威廉的意思，男孩子叫这个名字，女孩就叫海伦妮。”)受洗时，气氛有些紧张。她对教会出言不逊“特别是对那些人”(此话始终未能完全搞清楚，十有八九指的是罗马天主教会，因为她并不熟悉其他教会———笔者)。格鲁伊滕太太对此并没有生气，只是“非常、非常悲伤”同意当孩子的教母，并且十分重视将一份正经八百的、看得见的、经久耐用的见面礼送了。她把父母死后她继承的位于市郊的一块空地赠给孩子，一切照章办理，办好公证手续，而且老格鲁伊滕还许愿说:“在那儿，我给他盖一幢房子。”他肯定会做到的，可是后来却未能如愿。

看来忧愁悲伤的阶段已经过去，消极冷淡、忧郁悲伤的老格鲁伊滕迄今已变得活跃起来。一九四一年二月十六日清晨，他的办公楼中了两枚炸弹。他听到这一消息后“得意洋洋，甚至可以说是幸灾乐祸”(老霍伊泽语)。由于投下的不是燃烧弹，爆炸时未引起火灾，未能实现“把烂摊子烧个精光”的希望。经过一周清理———这一工作，莱尼不太带劲地参加了———发现档案材料几乎完好无损，又过了四星期，办公楼就完全修复了。

格鲁伊滕再也没有进过办公楼。出乎周围所有人的意料，他一反常态“变得爱交际了———即使他年轻时也从来不曾这样过”(洛蒂霍伊泽语)。洛蒂霍伊泽还说:“他变得十分和蔼，真叫人想不到。每天他都一定要大家在下午四点到五点之间到他家去喝咖啡，莱尼一定在场，全都参加，我婆婆、孩子们。五点以后，他和我公公单独留下来，让他汇报‘铺子’的详细情况，帐面情况、来往帐目、计划、建筑工地———他要求做资金平衡表，并找律师以及官方法律专家长谈，打听如何将只是以他一个人名义经营的营业所改成一家公司。将一份‘元老名单’提出了。他够机灵的，明白自己四十二岁———并且身体还非常健康———仍有服兵役的义务，想给自己弄一个经理级顾问职位。根据他的客户———都是达官贵人，也有几位将军在其中，看来全都为他着想———的建议，他把自己的头衔改为‘规划处长’。我成了人事处长，我公公成了财务处长。莱尼刚满了十八岁半，他没法让她当处长，她不愿意。他面面具到，唯独把一件事忘了:在经济上为莱尼提供保障。后来出了事情以后，我们当然全都心里明白他为什么这么干———不过这就苦了他的妻子和莱尼。嗯，他很和蔼———还有一件事更出人意外:他谈起了自己的儿子。将近有一年之久，他不曾提到自己的儿子，也不让别人提，现在他提起儿子来了，他并不傻，没有讲什么命中注定之类的废话，而是说，海因里希不是‘被动地’而是‘主动地’去死，好事，他认为是的。当时我没有完全弄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因为事过一年多以后再谈丹麦那桩公案我已难以启齿，觉得有点傻———或者说，如果这两个人不是为此而死，我会觉得他们傻的。今天我认为，就是‘为此而死’也谈不上什么好不好、妙不妙或傻不傻，我实在感到难以启齿，再多就没有什么可说了。后来，格鲁伊滕终于完成了营业所的‘改组’，六月举行了开业十二周年庆祝会，他打算在会上宣布这一切。那天是十五日，正好在两次空袭之间———好像他已料到似的。什么我们都没有料到。一无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