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了下来，把行李袋放到水泥地上。他回忆起另一次类似的可笑经历——1939年在斯大林格勒，那是奥列格应征入伍的前几天，当时同里宾特洛甫已经签订了条约，但莫洛托夫尚未发表讲话，对回9岁青年的动员令也还没有颁布。那年夏天，他和他的朋友一起在伏尔加河上划一条小船顺流而下，到斯大林格勒后他们把船卖了，因为得换乘火车回去上课。可是他们划船旅行带的东西很多，两个人勉勉强强拿得下，而且奥列格的朋友还在一个偏僻小镇的商店里买到一只扬声器——当时在列宁格勒很难买到这类东西。那只扬声器是圆锥形的大喇叭，又没有用匣子装，奥列格的朋友担心上车时会被挤扁。他们进到斯大林格勒车站时，马上发觉已是排在密密麻麻的长队末尾，整个大厅都塞满了手提箱、口袋、木箱，而要赶在上车之前挤到站台上去是不可能的，眼看着会有两宿找不到地方躺一躺的危险。提前进站，在当时是严格禁止的。奥列格马上灵机一动，对朋友说：“你自己能不能把所有这些东西都设法拖到车厢跟前，哪怕你落在最后？”他拿起扬声器，迈着轻松的步子，走向车站工作人员出入的一个上了锁的通道。他隔着玻璃门郑重其事地向一位女值班员摆了摆扬声器。对方开了门。“还有这一只，我把它安上也就完事啦，”奥列格说。那女的点头会意，似乎知道他整天都在跟喇叭打交道。列车进站后，他赶在旅客上车之前头一个跳进车厢，占好了两个行李架。

16年过去了，什么也没有改变。

奥列格在站台上徘徊，看到这里还有另外一些狡猾的人，像他一样，不是上这趟车，而是混进来的，现在带着东西在等。这样的人有不少，但站台上毕竟比车站大厅和站前广场上空得多。这里也有万次列车上的旅客在悠闲地散步，他们衣着讲究，不慌不忙，因为座位是对号的，不怕被别人抢占。有拿着受赠花束的女人，有拿啤酒瓶的男人，有的人还在照相——对他来说，这是高不可攀而又可说是不可思议的生活。在温暖的春日黄昏里，这个长长的带顶盖的站台使他想起童年时代到过的南方的一个地方——也许是矿泉水城。①

这时，奥列格发现，车站邮政所是对着站台开的，甚至站台上还直接摆着一张有4个斜面的小桌子，供旅客写信。

他心中一下子烦乱起来，觉得这是应该做的，而且最好马上就做，趁印象还没有模糊，还没有磨灭。

他带着行李袋挤进门去，买了一只信封，不，买了两只信封和两张纸，还买了一张明信片，随后又挤出来回到站台上。他在斜面小桌旁坐好，把装有熨斗和黑面包的行李袋夹在两腿中间，开始写信——先从最容易的明信片着手：

焦姆卡，你好！

我去过动物园啦！告诉你：真棒！这么好玩的地方我

还从未见过。一定要去。

那里有白熊，你能想像吗？有鳄鱼、老虎、狮子。你花上一整天的时间好好看看，那里还有卖油炸包子的地方。

有捻角山羊，别漏了看。在它旁边站会儿，想一想，别急着离开它。要是看到羚羊，同样如此…有很多猴子，你一定会笑个够。但少了一种动物：一个狠心人往猕猴眼睛里撒了烟末子，无缘无故地把它给弄瞎了。

火车快要开了，匆此。

祝你恢复健康，做一个真正的人！我相信你！

代我向阿列克谢-菲利波维奇问候！我相信他一定会恢复健康。

握你的手！

奥列格

信写起来一点也不费力，只是笔很不好用，笔尖不是歪的就是裂的，总是戳破纸张，像用铁锹在写似的。墨水缸里积着一些纤维渣滓，因此无论怎样小心谨慎，表面上看起来信是很可怕的：

小蜜蜂卓英卡：

您让我的嘴唇接触到真正的生活，为此我由衷地感谢您。要是没有那几个晚上，我必定会感到自己完全——完全是个被偷之一空的人。

您比我明智，也许正因为如此，我现在才能离开而不受良心的谴责。您邀请我到您家去，可我没有去。谢谢！不过我想：让我们保持已有的关系吧，不去破坏它。我将永远怀着感激的心情铭记您的一切。

由衷地、诚挚地祝愿您婚姻美满幸福！

奥列格

这有点像在秘密监狱里的情形：在允许申诉的日子里也是给你这种满是纤维渣滓的墨水缸，给你跟这差不多的蘸水笔，而纸比明信片还小，墨水写上去湿得厉害，都透到纸背了。任你写给谁都行，爱写什么就写什么。

奥列格把信读了一遍，折好后放进信封里，打算封口（他从小就记得有一部侦探小说，情节的起因就在于信封的混淆），但事情不尽人意！本来，按国家标准规格，信封的斜口上应有一层胶水，可是现在那里只有一道暗淡的痕迹，不消说，胶水是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