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只想躲进屋子里去，尽快挨近炉火和亲人。在这样的天空下我生活了25年，全靠弯着腰子活和沉默不语才保全了自己。我沉默了25年，也或许是28年，您自己可以算去，有时是为了妻子而沉默，有时是为了孩子而沉默，有时是为了自己这罪孽深重的肉体而沉默。可是我的妻子死了。我的躯体竟也要变成一只粪袋，还得从旁边开一个窟窿。而孩子们也都长大了，变得不可思议，变得冷酷无情！要是女儿突然给我写起信来了，而且是寄来了第三封信（不是往这里寄，而是寄到家里去，我指的是两年之内），那原来是因为党组织要她跟父亲的关系正常化，您明白吗？对儿子么，连这样的要求也不提了…”

舒卢宾皱着毛茸茸的浓眉把脸转向奥列格，他那毛发蓬乱的模样使奥列格一下子想起《美人鱼》中发疯的磨坊主。“我哪儿是什么磨坊主？我岂不是一只乌鸦！”

“我简直不知道，那几个孩子是不是我做的梦？也许我根本没有孩子？…您倒说说，人难道是木头？！只有木头才不在乎自己是单独躺在那里，还是跟别的木头放在一起。而我是那样生活的：一旦我失去知觉，昏倒在地，甚至一命呜呼，几昼夜之内邻居都不会发觉。尽管如此，您听我说，您听我说！”他用力抓住奥列格的肩头，唯恐他听不见似的“我仍然小心翼翼，步步留神！像我在病房对你们讲的那些话，在费尔干纳我是不敢说的！在我工作的地方也不敢说！至于我现在对您讲这样的话，那是因为很快就要让我上手术台了！即便是这样，有第三者在场我也不会讲的！事情就是这样。您瞧，我被挤到什么样的角落里去了…可我是农业科学院毕业的。我还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高级进修班毕业。我曾开课讲授过好几门专业知识——这都是在莫斯科的事情。然而，后来一棵棵橡树开始倒下。农业科学院里倒了穆拉托夫。教授们成批地被抓了起来。要我表态承认错误？我也就承认错误！要我同被捕者划清界限？我也就划清界限！不是有那么百分之几的人得以幸免吗？我就是属于这百分之几里的。我转而专门研究生物学，以为找到了一个安静的避风港…不料那里也开始搞清洗，而且那又是怎么个搞法！生物系各教研室的人全部受审查。要我停止授课？好，我也就停止授课。我退而充当助教，我甘愿做一个小人物！”

这个在病房里是沉默寡言的人，竟是如此健谈！他的话是如此滔滔不绝。仿佛演说才是他最擅长的事情。

“伟大学者们写的教科书被销毁，教学大纲要变更，那好，我同意，就按新的要求上课！那时向我们提出，解剖学、微生物学、神经病理学得按一个不学无术的农艺师的学说和园艺家的实践彻底改造。好啊，我也是那么想的，完全赞成！不行，还得把助教的位置让出来！好，我没意见，我可以去搞教学法。不行，作出牺牲也没有用，在这个位子上也被撤了下来。那好，我没意见，我就去当图书馆管理员，到遥远的浩罕当图书馆管理员！我先后不知降了多少级！但毕竟算是活了下来，我的孩子也都念完了大学。而图书馆管理员们则会接到上边下达的秘密条子：把遗传学这门冒牌科学的书籍销毁！把某某作者、某某作者的书统统销毁！这我们岂不是已经习惯了吗？四分之一世纪以前，我自己不就从教授辩证唯物主义的讲台上宣布相对论是反革命的蒙昧主义邪说吗？于是由我起草文件，党组织书记和特别科负责人在上面签字，随后也就把遗传学、左派美学、伦理学。控制论、数学书籍-一扔进炉子里去，付之一炬！…”

他还笑了起来，这只发了疯的乌鸦！

“…我们何必搞街头焚书这种多余的戏剧性举动？我们只是在僻静的角落里把书往炉子里填，还可借以取暖…您瞧，我背靠炉子被挤到什么样的角落里去了…但我总算把孩子拉扯大了。我的女儿还成为区级报社的编辑，她写过这样的抒情诗：

不，我不想后退！

求饶我可不会。

既然非打架不可，那就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