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有多少人信以为真呢？有多少人糊里糊涂呢？对不懂事的小青年自然不能苛求。但是要我承认，我们的老百姓一下都变成了脑迟钝的人——我不到！我想不通！过去有过那样的情况：地主老爷站在台阶上胡说八，庄稼人在下边听着只是暗暗发笑；老爷也看见了，事的在旁边也觉察到了。到了行礼的时候，大家‘就像一个人一样’对他弯腰。这难意味着庄稼人把地主老爷的话信以为真？那么什么样的人才会信以为真呢？”舒卢激动不已。他的脸在烈的情冲动下，整个儿变了样：没有一个官无动于衷。“一会儿说，所有的教授、工程师都成了暗害分，他会信以为真？一会儿说，国内战争时期的那些优秀师长是德田间谍，他

这时，舒卢宾用脖了一个奇异的螺旋式扭动的姿势，脑袋转了个圆圈。坐在长凳上前俯后仰的他，就像栖木上的一只蹲够了的大鸟。

托格洛托夫已经知舒卢宾的病是怎么回事，所以现在他问：

“总的说来，很难断定谁的情形更糟。这比相互较量成绩更难。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不幸是最大不过的。比方说，我可以断定自己所度过的不幸的一生是很少见的。但是我怎么能知：也许您的经历更坎坷？我作为一个旁观者怎能肯定呢？”

“…至于其他方面，我可以这么告诉您：您很少说假话，您懂吗？您至少不那么卑躬屈膝，这一您可要珍惜！你们被逮捕，而我们则被驱赶到大会上去批斗你们。你们被判死刑，而我们则被着站在那里鼓掌，表示拥护判决。岂止是鼓掌，连枪决也是人们要求的，是的，是要求的！您大概记得，当时报上是怎么写着的：‘全苏联人民了解到这些无比卑劣的罪行，无不义愤填膺，就像一个人一样…’您可知‘就像一个人’这提法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所有我们这些各不相同的人，忽然间，‘就像一个人一样’了！鼓掌时还必须把手举得的，好让旁边的人以及主席团都看得见。有谁不想再活下去了呢？谁敢来为你们辩护呢？谁敢唱反调？这样的人如今在哪儿？…连弃权都不行，哪里还敢反对！有一个人在表决枪毙‘工业党’成员时弃了权，立刻引起大喊大叫：‘让他说清楚！让他摆理由来！’那人站了起来，声音涩地说：‘我想，从十月革命到现在快12年了，可以找到别的手段来制止…’啊，这个坏！同伙！代言人…到第二天早晨，格伯乌一张通知把他传去。从此一辈留在那里。”

老那贪婪的目光斜着向他一扫：

“就那样决定了吗？从侧面开排孔？”

“阿列克谢-菲利波维奇，这全看抓的是什么问儿了。你们要是在我们的地位，也会吃苦；而我们要是在你们的地位，也会充当那样的打手。不过，像您这样看透个中原委的人，神上不免受到煎熬。有的人很快醒悟了。至于一直信以为真的那些人，神上倒也轻松。他们即使双手沾满了血，也不觉得是血，因为他们糊里糊涂。”

“我的情况可说也差不多。”

舒卢宾嘟起嘴像是要咂嘴似的，同时也了。

科斯托格洛托夫想了一会，一边还轻轻着哨——不是用嘴，而是心不在焉地把空气从牙中送来。

“就癌症来说，您和我彼此彼此。至于其他方面，年轻人…”

“不，不怎么说，我的情况更糟！我的这病尤其让人抬不起来。格外有失面。而且后果也很可怕。如果我能保住命（而这”如果“还成很大问题），像您现在这样靠近我站着或坐着可很不好受。任何人都将千方百计离我远。要是有谁靠得近些，我自己就必定会想：不消说，他在勉忍受着，心里却在诅咒我。总之，再也不能同人们待在一起。”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

科斯托格洛托夫竭力不现听得津津有味的样：

“还是不要肯定为好，否则您会错的。”舒卢宾总算转过来，一双白充血、极其富有表情的圆睛从近看了看奥列格。“在海作业、在地底下采掘、在沙漠里找的人，过的远远不是最艰苦的生活。生活最艰苦的乃是每天从家里走时脑袋老是与门相相撞的人，因为门循太低…据我看，您打过仗，后来蹲过监狱，是不是？”

“见鬼，我算什么年轻人！您考虑过没有，肩膀上支的脑袋还是原先的那一颗？上的岂不还是原来的那一张？…”

“还有，没上过大学，没被提升为军官。再就是至今还在永久放状态。”奥列格若有所思地把这一切列举来，但没有牢。“此外，还得了这癌症。”

“谁会信以为真？”

‘不怎样，反正是癌，”舒卢宾说，睛望着自己前方，而不是看奥列格。“癌症中还有癌症。任何一糟糕的状况都有比之更糟的。我的这病情，既不能对别人讲，又没法同别人商量。”

“就说我吧，也曾信以为真过。在对芬兰的战争以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