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况是这样的：一个男孩因肠套结发生梗阻，需要开刀。手术做了。孩子活了几天，已经能做游戏！——这是确定的事实。忽然又发生局部梗阻，结果孩子死了。在调查过程中那个可怜的手术大夫被折腾了8个月，在这8个月的时间里看他怎么给病人做手术的！现在，出席审判会的有市卫生局里来的人，有全市首屈一指的外科大夫，有来自医学院的公众起诉人，你们听见了吗？这公诉人猛攻‘白大褂’的犯罪态度！把家长也拉来作证，——也算是找到了证人！什么连被子都盖得歪斜了，反正什么蠢话都有！而群众，我们的公民，坐在那里眼睛都气鼓了：瞧，这些混蛋医生！而听众里面也有医生，我们完全明白事情有多么荒唐，明明看到这是个泥沼，却又扭转不了局面：要知道，这是在把我们自己往泥沼里抱，今天你倒霉，明天也许就轮到我！而我们谁也不吱声。如果我不是刚从莫斯科回来，大概也会一言不发。但在莫斯科呼吸了1个月的新鲜空气之后，我的好多观念似乎都起了变化，原先以为是生铁浇铸的隔墙不料竟是朽木的。于是我就跳出来发了言。”

“那里可以自由发言？”

“嗯，有点像辩论会。我会：你们煞费苦心地安排这么一场戏来演，不觉得害臊吗？（我就是这样放的炮！他们企图制止我：‘不许他讲！’）你们以为医疗错误容易发生，而审判错误就不容易发生是不是？！要知道，这一事故应是科学分析的课题，而决不是审判的对象！应当只把医生们召集起来，进行专业性质的科学分析，无须他人参加。我们外科医生每星期二、星期五都要冒险通过布雷区！我们的全部工作都应是建立在对我们信任的基础上，母亲应当信任地把孩子托付给我们，而不是到审判庭上来作证！”

列夫-列昂尼多维奇即使这会儿也激动不已，只觉得喉咙里有什么东西颤动了一下。他忘记了干酪面包还没有吃完，撕开只剩下半包烟的包装纸，抽出一支点上，吸了起来：

“而这个手术大夫还是个俄罗斯人呢！倘若他是日耳曼人，或者是犹太人，”他掀起嘴唇把“犹”字说得很轻又拖得很长“那岂不有人会喊：‘绞死他，还等什么？’…不少人为我鼓掌！想想看，怎么能沉默呢？既然绞索已经套到了脖子上，那就应该把它扯断，还等什么？！”

在听这番叙述的过程中，毅加受到极大的震动，连连摇头。她的眼睛现出聪明、紧张、会意的神情，正因为如此，列夫-列昂尼多维奇喜欢把一切都告诉她。而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听了却困惑莫解，她抖了抖大脑袋上剪短了的灰白色头发：

“我可不同意这种看法！对我们做医生的不这样要求怎么行？有人把纱布缝在病人肚子里，是忘记了！有人把生理盐水当成普鲁卡因给病人注射！有人上石膏造成病人腿坏死！有人把剂量搞错十倍！输血的时候把血型也弄错！把病人烫伤的情况也时有发生！这类情况怎能不由我们医生负责？应该像对待孩子那样揪住头发把我们加以教训广

“天哪，您简直要把我置于死地，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列夫-列昂尼多维奇把五指张开的大手举到头上，仿佛是在自卫。“您怎么能这样说话？这里的问题可说已经超出了医学的范围！这是关系到整个社会性质的斗争问题！”

“喂，请听我说！请听我说！”汉加尔特力图抓住两人的手不让挥动，促使他们平静下来。“当然，应该提高医生的责任感，但具体办法是减少他们的工作定额——减少一半，减少三分之二！门诊时一个钟点要着九个病人——脑子里难道能容纳得下？应当让医生有可能从容不迫地跟病人谈谈，从容不迫地进行思考。如果动手术，一个外科大夫一天只做1例，而不是做3例！”

但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和列夫-列昂尼多维奇依然各持己见，一而再、再而三地互相叫嚷。最后，我加终于使他们平静了下来，并且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