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料冬天竟下起了倾盆大雨，我只得把毡靴夹在腋下，要知，我们那边已经是相当冷了。我的外淋透了，简直可以拧来。我把毡靴放在行李寄存，坐上了电车去老城，那里我有一个地址，还是在前线时我手下的一个士兵留给的。当时天已经黑了，全车的人都劝我不要去，说是会被人杀了的！1953年大赦之后，所有的氓和骗都放了来，从此再也透不住他们了。而我对于那个士兵是不是还在那里，心里也没有把握，至于那条街在什么地方，谁也说不上来。于是我就去找旅馆。有些旅馆的前厅那么漂亮，我这双脚走去自己都会到难为情。有几甚至有地方住，可是只要见到我递过去的不是份证，而是放证明，上就回答说：‘不行！不行！唉，有什么办法呢？死我倒是心甘情愿，可为什么要像条狗似的死在篱笆下面呢？我直接到民警局去，对他们说：‘听着，我县属于你们的。你们就安排我过夜好了。’他们支支吾吾地说：‘您可以到茶馆去过夜，我们一般不去那里检查证件。’可是我没找到茶馆，就又回到火车站。睡在火车站上也不行，因为民警要赶。第二天一清早我就到你们门诊。先是排队。诊断之后说我必须上住院。这么一来，我就得乘两趟电车到城市另一端的监督去。虽然整个苏联都有一定的工作时间，可是监督官走开了，本没把工作当成一回事儿。他也没留张字条让放人员明白他自己会不会回来。这时我想，如果把证明给他，那我恐怕就没法从火车站取回毡靴。于是我就再乘两趟电车折回火车站。每奔波一次就得上一个半小时。”

“您不会记得，因为我就在那儿的火车站上把那双毡靴卖给了一位大叔。我心里想，这个冬天我要躺在医院里，下一个冬天我反正活不到。卖了毡靴就又去监督！光是坐电车就了10个卢布。那边还有1，000米烂泥路得步行，而我上疼得厉害，真是一步一挪。不论走到哪儿，都得背着自己的行李袋。谢天谢他，监督官总算回来了。我把放地所属州监督的证明给他作抵押，并示你们门诊开的住院证明，他在上面批了‘准予住院’这几个字。于是我就坐车…还不是到你们这儿来，而是去市中心。因为我从海报上看到，那里正在上演《睡人》”

“怎么办？音乐学院有一位女研究生在举行钢琴独奏音乐会。可是这地方离车站太远，去那里连个凳角也占不到。而雨却一直下个不停！只有一条路了：到医院里来，把我自己给你们。我坐上车来了，院方说：‘没有床位，只得等几天了。’可病人们告诉我：等上一个星期也是常有的事。再说，我到什么地方去等呢？我该怎么办？不采用劳改营里的那本事，人也就完了。而您那时还打算从我手里把证明拿走，是不是？…在这情况下，我该用什么态度跟您谈话？”

这时她眯起了睛。

现在回想起来很有趣，两个人都觉得可笑。

的确，汉加尔特曾看到过他怎样沿着这个医疗中心的冷僻小径久久地徘徊：他从被服理员那里设法要来了一件女病号长衫，这衣服因为数量不够，不发给男病号；军用带下长衫的皱折从腹赶向两侧，但长衫的下摆还是常常被扯开。他脚上穿的是靴，上不帽，黑发蓬，迈着定的大步，睛望着

汉加尔特不声地笑着连连摇。毫无疑问，她对一个垂死病人想看芭舞的奇怪念是赞赏的，非常赞赏。

他在讲这一切的时候，是不用动什么脑的，心里却在想：如果她是1946年医学院毕业，那么现在至少是31岁，跟他差不多的同龄人。可是为什么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在他看来比23岁的卓娘还年轻？不是据面貌，而是据腼腆、羞怯的习给人留下这觉。在这情况下，往往会使人猜测，她也许还没有…只要仔细观察，就会据一些微小的举动发现她们跟已婚的女不同。然而，汉加尔特是结过婚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好像不记得您还带着毡靴。难真有吗？”

“关于芭舞和毡靴的事，我现在全明白了，”她笑了起来。“可是那靴呢？您岂不知，您的靴是对我们的制度前所未有的破坏？”

“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这是奇迹！临死之前还能最后一次去看芭舞！何况，即使不死，我在自己的永久放地一辈也看不到芭舞。可是偏偏看不成，活见鬼！剧院临时把节目换了！《睡人》换上了《阿古一瓦雷》。”

“噢，原来如此！您倒还能去看芭舞？早知这样，我才不会让您住来呢！决不！”

“又是制度，”科斯托格洛托夫撇了撇嘴，疤痕也被牵动。“要知，哪怕是在监狱里，也有放风的规定。我不能不散步，否则我的病本治不好。你们总不愿剥夺我呼新鲜空气的权利吧？”

而汉加尔特望着他，也到奇怪：为什么他最初给她留下的印象是那么不友好，那么野。诚然，他目光郁，情暴躁，但他善于以十分和蔼可亲的态度看人、说话，就像现在这样。确切说，他任何时候都两态度兼备，你也无法知，他会以哪态度对待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