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提了文艺服从于政治的理。这又使我手足失措。我在小资产阶级的圈里既已混了很久，我的思想、生活、作品，已经都慢慢地痪了。我每每觉得我可以不收任何新思想，还是照旧可以写东西。我的生活方式呢，似乎也恰好是一个文人所应有的，不必改变。作品呢，不有无内容，反正写得光通顺，也就过得去了。这样的痪已久，使我没法不承认：文艺不但可以和政治分家，也应当分家；分了家日好过！我以为，仗着一小聪明和长时间的写作经验，我就可以安安稳稳的吃文艺饭。可是，主席告诉了我和类似我的人：你们错了，文艺应当服从政治！

在从前，我写一篇一百句左右的鼓词，大概有两三天就可以卷；现在须用七八天的工夫，我须写了再写，改了再改。在文字上，我须尽力控制，既不要浮词滥调，又须把新的思想用通俗语言明确地传达来，这很不容易。在思想上，困难就更多了。当我决定写某件事的时候，对那件事我必定已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可是，赶到一动笔，那了解还是不够用，因为一篇作品，不多么短小，必须结实、。我的了解只是大致不差，于是字里行间就不能不显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贫乏与病。有时候，正笔写得不错，而副笔违反了政策。有时候，思想写对了，可是文字贫弱无力，没有情——只把政治思想翻译一下，而没有对政治思想所应有的情，就一定不会有动的力量。有时候…。困难很多！可是我决定：第一不要急躁，第二不要怕求别人。我既决定听从主席的指示：思想改造必须彻底，也就必是长时间的事；我就不能急躁。我必须经常不断地学习，以求彻底解决。以前，我可以凭“灵”信笔一挥，只求自己快意一时，对读者却不负责任。现在，我要对政治思想负责，对读者负责，急于成功会使我由失望而自弃。另一方面，我须时时请教别人。时常，我的客人，共产党员或是有新思想的人，就变成我的批评者；我要求他们多坐一会儿，听我朗读文稿；一篇稿不知要朗读多少回，读一回，修改一回。我自己的思想不够用，大家的思想会教我充实起来；当他们给我提意见的时候，他

二、文艺新生命

我怎么办呢？

态度决定了，我该从哪里下手去实践呢？我不敢随便地去找一新事，就动手写小说或剧本；我既没有革命锻炼，又没有足够的思想改造学习和新社会生活的验，若是冒冒失失地去写大的作品，必会错误百。我得忘了我是有二十多年写作经验的作家，而须自居为小学生，从学起。这样，我决定先写通俗文艺，这并不是说，通俗文艺容易写，思想与艺术可以打折扣，而是说通俗文艺，像快板与相声，篇幅都可以不求很长，较比容易掌握。

首先，我决定了态度：我要听主席的话，跟着主席走！听从主席的话是光荣的！假若我不求步，还以老作家自居，连主席的话也不肯听，就是自暴自弃！我要在主席的指示里，找到自己的新文艺生命。

割弃它们像恶霸必须被消灭那样！我要以社会的整权衡个人的利害与憎，我要分清黑白，而不在灰影儿里找理，真的，新社会就是一座大学校，我愿在这个学校里作个肯用心学习的学生。

一九四九年年尾，由国外回来，我首先找到了一《泽东选集》。一篇我读的是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读完了这篇伟大的文章，我不禁狂喜。在我以前所看过的文艺理论里，没有一篇这么明确地告诉我：文艺是为谁服务的，和怎样去服务的。可是，狂喜之后，我发了愁。我怎么办呢？是继续搞文艺呢，还是放弃它呢？对着主席给我的这面镜，我的文艺作家的面貌是十分模糊了。以前，我自以为是十足的一个作家，此刻，除了我能掌握文字，懂得一些文艺形式之外，我什么也没有！主席指示：文艺须为工农兵服务。我怎么办呢？从我开始学习文艺写作起，二十多年来，我的思想、生活、作品都始终是在小资产阶级里绕圈圈。我最远的“远见”是人民大众应当受教育，有享受文艺的能力与权利。享受什么样的文艺呢？很简单：我写，大家念。我写什么呢？随便！我写什么，大家念什么。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确是可以这样狂傲无知的。这狂傲使我对于工农兵，恰如主席所说的，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于描写他们。我真发了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