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坏，就坏，因为我写的有时候相当的好，有时候极坏。我承认我有时候写得极坏，但否认瞎碰。文艺不是能瞎碰来的东西。作家以为好的，读者未必以为好，见仁见智，正自不易一致。不过，作者是否用了心，他自己却知得很清楚。像《火葬》这样的作品，要是搁在抗战前，我一定会请它到字纸篓中去的。现在，我没有那样的勇气。这十万多字的小说，一共用了四个多月的光。光即便是白用，可是饭并不白来，十行纸——连写抄副本——用了四刀，约计一百元。墨一锭，一百二十元——有便宜一的，但磨到底还是白的。笔每枝只能写一万上下字，十枝至少须用二百元。求人抄副本共用了一千一百元。请问：下了这么大的本钱，我敢轻于去丢掉么？我知它不好，可是没法不厚颜去发表。我并没瞎碰，而是作家的生活碰倒了我！这一声明，我并不为求人原谅我自己，而是为教大家注意一作家的生活应当怎样改善。假若社会上还需要文艺，大家就须把文艺作家看成个也非吃饭喝茶不可的动。抗战是艰苦的，文人比谁都晓得更清楚，但是在稿费比纸笔之费还要少的情形下，他们也只好去另找路了。

从这时起，我就不常到重庆去了。通越来越困难，价越来越；一次城就仿佛留一次洋似的那么费钱。除了“文协”有最要的事，我很少城。

说，为了家计，我应去找事作。但是，一个闲散惯了的文人会作什么呢？不要说别的，假若从武汉撤退的时候，我若只带二三百元（这并不十分难筹）的东西，然后一把捣一把的去经营，总不定我就会成为百万之富的人。有许多人，就是这样的发了财的。但是，一个人只有一个脑，要写文章就顾不得作买卖，要作生意就不用写文章。脑之外，还有志愿呢。我不能为了金钱而牺牲了写作的志愿。那么，去作公务人员吧？也不行！公务人员虽无发国难财之嫌，可是我坐不惯公事房。去教书呢，我也不甘心。教我放下笔，去拿粉笔，我不情愿。我宁可受苦，也不愿改行。往好里说，这是守自己的岗位；往坏里说，是文人本即废。随便怎么说吧，我的老主意。

我的第一个剧本，《残雾》，只写了半个月。

我也戒烟。这却专为省钱。

三、盲与家计

我就大胆地去尝试。

四、习作二十年——我的话剧

当我开始写小说的时候，我并不明白什么是小说。同样的，当我开始写剧本的时候，我也并不晓得什么是戏剧。

我还没院，家眷由北平逃到了重庆。只好教他们上北碚来。我还不能动。多亏史叔虎，李效阉两位先生——都是我的同学——设法给他们找车，他们算是连人带行李都来到北碚。

我了江苏医院。外科主任刘玄三先生亲自动手。他是北方人，技术好，又有个心。可是，他了不少的汗。找了三个钟才找到盲。我的胃有下垂，盲挪了地方，倒仿佛怕受一刀之苦，而先藏躲起来似的。经过还算不错，只是外边的线稍（战时，材缺乏），创有，所以多住了几天院。

剧本既能被演，而且并没惨败，想必是于七八糟之中也多少有好。想来想去，想两来，以为敝帚千金的据：（一）对话中有些地方颇文艺——不是板板的只支持故事的行，而是时时一机智来。（二）人的格相当的明显。

因为《残雾》的演，天真的宗兄封我为剧作家了。他一定教我给回教救国协会写一本宣传剧。我没有那么大的胆，因为自己知《残雾》的未遭惨败完全是瞎猫碰

到写剧本的时候，我已经四十岁了。在文字上，经过十多年的练习，多少熟练了一些；在生活经验上，也当然比从前更富裕了许多。仗着这两件工——文字与生活经验——

十月初，我得了盲炎，这个病与疟疾，在抗战中的四川是最行的；大家都吃平价米，里边有许多稗与稻。一不留神把它们咽下去，了盲，便会病。空袭又多，每每刚端起饭碗警报响了；只好很快的抓着吞咽一碗饭或粥，顾不得细细的挑拣；于是盲炎就应运而生。

我戒了酒。在省钱而外，也是为了。酒，到此时才看明白，并不帮忙写作，而是使脑昏迟钝。

妻絜青在编译馆找了个小事，月间拿一石平价米，我照常写作，好歹的对付着过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