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我的意思是：现在能写什么，就写什么，不必趋时，自然更不必造一个突变式的革命英雄，自称“革命文学”；但也不可苟安于这一，没有改革，以致沉没了自己——也就是消灭了对于时代的助力和贡献。

③戈兼（T.Gautier，1811～1872）通译戈叶，法国唯主义作家。他最先提“为艺术而艺术”的观。著有小说《莫班小》、诗剧《死的喜剧》等。

L.S.启。

①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一月五日《十字街》第三期。

因此我想，两位是可以各就自己现在能写的题材，动手来写的。不过选材要严，开掘要，不可将一琐屑的没有意思的事故，便填成一篇，以创作丰富自乐。这样写去，到一个时候，我料想必将觉得写完，——虽然这样的题材的人，即使几十年后，还有作为残滓而存留，但那时来加以描写刻划的，将是别一作者，别一样看法了。然而两位都是向着前的青年，又抱着对于时代有所助力和贡献的意志，那时也一定能逐渐克服自己的生活和意识，看见新路的。

产阶级一气，则其憎恶或讽刺同阶级，从无产者看来，恰如较有聪明才力的公憎恨家里的没息弟一样，是一家里面的事，无须得，更说不到损益。例如法国的戈兼③，痛恨资产阶级，而他本还是一个地地资产阶级的作家。倘写下层人（我以为他们是不会“在现时代大冲击圈外”的）罢，所谓客观其实是楼上的冷，所谓同情也不过空虚的布施，于无产者并无补助。而且后来也很难言。例如也是法国人的波特莱尔，当黎公社初起时，他还很激赞助，待到势力一大，觉得于自己的生活将要有害，就变成反动了。④但就目前的中国而论，我以为所举的两题材，却还有存在的意义。如第一，非同阶级是不能知的，加以袭击，撕其面，当比不熟悉此中情形者更加有力。如第二，则生活状态，当随时代而变更，后来的作者，也许不及看见，随时记载下来，至少也可以作这一时代的记录。所以对于现在以及将来，还是都有意义的。不过即使“熟悉”却未必便是“正确”取其有意义之，指示来，使那意义格外分明，扩大，那是正确的批评家的任务。

十二月二十五日。

②Y，即杨青（沙汀），四川安县人；T，即汤艾芜（艾芜），四川新都人。他们都是当时的青年作者。

④波特莱尔参看本卷第229页注⑤。他曾参加法国一八四八年的二月革命。这里说他赞助初起时的黎公社，当是误记。

此复，即颂近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