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地骂了十多天，就有一消息传到我的家里来，说都督因为你们诈取了他的钱，还骂他，要派人用手枪来打死你们了。

不过农得到了一新消息，却使我很为难。原来所谓“诈取”者，并非指学校

“谁知呢？你问她去。”

“怎么不知。我们到横滨，来接的不就是英和你么？你看不起我们，摇摇，你自己还记得么？”

“老迅，我们今天不喝酒了。我要去看看光复的绍兴。我们同去。”

“到东京就要假装大脚，又何必带这东西呢？”

“我真不懂你们带这东西什么？是谁的？”

”

我被摆在师范学校校长的饭碗旁边，王都督给了我校款二百元。农监学，还是那件布袍，但不大喝酒了，也很少有工夫谈闲天。他办事，兼教书，实在勤快得可以。

我们便到街上去走了一通，满是白旗。然而貌虽如此，内骨是依旧的，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什么铁路东是行政司长，钱店掌柜是军械司长…。这军政府也到底不长久，几个少年一嚷，王金发带兵从杭州来了，但即使不嚷或者也会来。他来以后，也就被许多闲汉和新的革命党所包围，大王都督。在衙门里的人，穿布衣来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换上袍了，天气还并不冷。

别人倒还不打，第一个着急的是我的母亲，叮嘱我不要再去。但我还是照常走，并且说明，王金发是不来打死我们的，他虽然绿林大学，而杀人却不很轻易。况且我拿的是校款，这一他还能明白的，不过说说罢了。

“还不是我们师母的？”他瞪着他多白的。

我想我那时摇大约有两回，他们看见的不知是那一回。让坐时喧闹，检查时幽静，一定是在税关上的那一回了，试问农，果然是的。

“情形还是不行，王金发他们。”一个去年听过我的讲义的少年来访我，慷慨地说“我们要办一报来监督他们。不过发起人要借用先生的名字。还有一个是英先生，一个是德清先生。为社会，我们知你决不推却的。”

我略略一想，记得的，虽然是七八年前的事。那时是英来约我的，说到横滨去接新来留学的同乡。汽船一到，看见一大堆，大概一共有十多人，一上岸便将行李放到税关上去候查检，关吏在衣箱中翻来翻去，忽然翻一双绣的弓鞋来，便放下公事，拿着细地看。我很不满，心里想，这些鸟男人，怎么带这东西来呢。自己不注意，那时也许就摇了摇。检验完毕，在客店小坐之后，即须上火车。不料这一群读书人又在客车上让起坐位来了，甲要乙坐在这位，乙要丙去坐，揖未终，火车已开，车一摇，即刻跌倒了三四个。我那时也很不满，暗地里想：连火车上的坐位，他们也要分尊卑来…。自己不注意，也许又摇了摇。然而那群雍容揖让的人中就有范农，却直到这一天才想到。岂但他呢，说起来也惭愧，这一群里，还有后来在安徽战死的陈伯平烈士，被害的宗汉烈士；被囚在黑狱里，到革命后才见天日而上永带着匪刑的伤痕的也还有一两人。而我都茫无所知，摇着将他们一并运上东京了。徐伯荪虽然和他们同船来，却不在这车上，因为他在神就和他的夫人坐车走了陆路了。

到冬初，我们的景况更拮据了，然而还喝酒，讲笑话。忽然是武昌起义，接着是绍兴光复。第二天农就上城来，着农夫常用的毡帽，那笑容是从来没有见过的。

我答应他了。两天后便看见报的传单，发起人诚然是三个。五天后便见报，开首便骂军政府和那里面的人员；此后是骂都督，都督的亲戚、同乡、姨太太…。

果然没有来杀。写信去要经费，又取了二百元。但仿佛有些怒意，同时传令：再来要，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