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冯玉梅团圆“建炎四年。”

1.《喻世明言》(28)。未见。

1.以略相关涉的诗词引起本文。如卷十用《词》十一首引起延安郡王游；卷十二用士人沈文述的词逐句解释，引起遇鬼的士人皆是。

然而在《通俗小说》未经翻刻以前，宋代的市人小说也未尝断绝；他间或改了名目，夹杂着后人拟作而传。那些拟作，则大抵于明朝人，似宋人话本当时留存尚多，所以拟作的神形式虽然也有变更，而大仍然无异。以下是所知的几书：

2.《警世通言》(29)。未见。王士禛(30)云“《警世通言》有《拗相公》一篇，述王安石罢相归金陵事，极快人意，乃因卢多逊谪岭南事而稍附益之。”（《香祖笔记》十）《拗相公》见《通俗小说》卷十四，是《通言》必有宋市人小说。

3.《醒世恒言》(31)。四十卷，共三十九事；不题作者姓名。前有天启丁卯（1627）陇西可一居士序云“六经国史而外，凡著述皆小说也，而尚理或病于艰，修词或伤于藻绘，则不足以里耳而振恒心，此《醒世恒言》所以继《明言》《通言》而作也。…”因知三言之内，最后的是《恒言》。所说者汉二事，隋三事，唐八事，宋十一事，明十五事。其中隋唐故事，多采自唐人小说，故唐人小说在元既已侵杂剧及传奇，至明又侵了话本；然而悬想古事，不易了然，所以逊于叙述明朝故事的十余篇远甚了。宋事有三篇像拟作，七篇（《卖油郎独占魁》，《园叟

七篇中开首即正文者只有《菩萨蛮》，其余六篇则当讲说之前，俱先引诗词或别的事实，就是“先引下一个故事来，权个‘得胜回’。”（本书十五）“回”当即冒的一回之意“得胜”是吉语，瓦舍为军民所聚，自然也不免以利市语说之，未必因为御才如此。

2.什九须有“得胜回”；

3.须引证诗词。

十五错斩崔宁“宗时。”

由上文推断，则宋市人小说的必要条件大约有三：

宋民间之所谓小说的话本，除《京本通俗小说》之外，今尚未见有第二(26)。《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是极拙的拟话本，并且应属于讲史。《大宋宣和遗事》(27)钱曾虽列“宋人词话”中，而其实也是拟作的讲史，惟因其系钞撮十书籍而成，所以也许有小说分在内。

在日本还传有中国旧刻的《大唐三藏取经记》三卷，共十七章，章必有诗；别一小本则题曰《大唐三藏取经诗话》⒇。《也是园书目》将《错斩崔宁》及《冯玉梅团圆》归“宋人词话”门，或者此类话本，有时亦称词话：就是小说的别名。《通俗小说》每篇引用诗词之多，实远过于讲史（《五代史平话》《三国志传》(22)，《浒传》(23)等），开篇引首，中间铺叙与证明，临末断结咏叹，无不征引诗词，似乎此举也就是小说的一样必要条件。引诗为证，在中国本是起源很古的，汉韩婴的《诗外传》(24)，刘向的《列女传》(25)，皆早经引《诗》以证杂说及故事，但未必与宋小说直接相关；只是“借古语以为重”的神，则虽说汉之与宋，学士之与市人，时候学问，皆极相违，而实有一致的所。唐人小说中也多半有诗，即使妖鬼怪，也每能互相酬和，或者几句即兴诗，此等风雅举动，则与宋市人小说不无关涉，但因为宋小说多是市井间事，人少有魅及诗人，于是自不得不由咏而变为引证，使事状虽殊，而诗气不脱；吴自牧记讲史手，为“讲得字真不俗，记问渊源甚广”（《梦粱录》二十），即可移来解释小说之所以多用诗词的缘故的。

而这四定法，也就牢笼了后来的许多拟作了。

1.须讲近世事；

“得胜回”略有定法，可说者凡四：

每题俱是一全篇，自为起讫，并不相联贯。钱曾《也是园书目》⒆（十）著录的“宋人词话”十六中，有《错斩崔宁》与《冯玉梅团圆》两，可知旧刻又有单篇本，而《通俗小说》即是若单篇本的结集，并非一手所成。至于所说故事发生的时代，则多在南宋之初；北宋已少，何况汉唐。又可知小说取材，须在近时；因为演说古事，范围即属讲史，虽说小说家亦复“谈论古今，如之”但其谈古当是引证及装，而非小说的本文。如《拗相公》开首虽说王莽，但主意却只在引王安石，即其例。

2.以相类之事引起本文。如卷十四以王莽引起王安石是。

3.以较逊之事引起本文。如卷十五以魏生因戏言落职，引起刘贵因戏言遇大祸；卷十六以“互姻缘”转“双镜重圆”而“有关风化，到还胜似几倍”皆是。4.以相反之事引起本文。如卷十三以王厚照镜见白发的词有知足之意，引起不伏老的张士廉以晚年娶妻破家是。

志诚张主无年代，但云东京汴州开封事。十四拗相公“先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