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示遗憾，而Ｋ则对自己让厂主等了这么久而向他道歉。但是Ｋ表示歉意的方式甚为呆板，语调中缺乏诚意，如果厂主不是专心致志于手头的业务，就一定能觉察到这点。厂主从几个口袋中掏出一大把写满统计数字的文件，摊在Ｋ面前，向Ｋ逐条解释，顺便纠正一些小错——他即使看得如此匆忙，也能发现这些错误。厂主向Ｋ提起大约一年前他和Ｋ做成的一桩相似的交易，漫不经心地提醒Ｋ说，当前另一家银行正在作出巨大牺牲，打算揽过这笔生意。最后他不说话了，焦急地等着Ｋ回答。开始时，Ｋ听得很仔细，这么重要的一项交易对Ｋ也产生了吸引力；可是不幸的是，没过多久Ｋ就不听他讲话了。厂主倒仍旧讲得兴致勃勃，Ｋ却只是不时点点头；最后Ｋ对此完全失去了兴趣，只是凝视着厂主低俯在文件上的光秃秃的脑袋。Ｋ心里自问，厂主什么时候才能明白自己的演说纯粹是白费唇舌。厂主住口不讲了，Ｋ一时以为厂主略作停顿是为了让他有机会声明，他现在的处境不适于谈业务。他遗憾地觉察到，厂主眼中露出专注的目光，脸上显出警觉的神色，似乎已经准备好自己的提议遭到拒绝；这意味着谈话要继续下去。于是Ｋ便像听到命令似的，低下头，使铅笔尖在那些文件上来回移动，偶尔也停笔沉思，凝视着某个数字。厂主怀疑Ｋ是在表格中挑错，那些数字可能并不可靠，或者在这项交易中不起决定作用，反正厂主伸出手，遮住这些数字，凑近Ｋ的脸，向他介绍这桩交易后面的总设想。“这很难，”Ｋ噘起嘴说；这些文件是他惟一必须了解的东西，现在被逮住了，他无精打采地斜靠在椅子扶手上。他稍稍抬起眼向上看了一下，经理室的门开了，副经理走了出来：只是一个模糊的身影，好像裹在一层薄纱中。Ｋ不想了解副经理出现的原因，只是记住了副经理的出现所产生的效果，Ｋ很高兴看到这种效果：原来，厂主一见副经理，便从椅子上跳起来，朝他跑去；Ｋ真希望厂主的速度能再增加十倍，因为他怕副经理会重新消失。他的担心是多余的：这两位先生见了面，握握手，然后一起走到Ｋ的办公桌前面来了。厂主指着Ｋ发牢骚，说他的建议没有受到襄理的足够重视；Ｋ当着副经理的面，再次低下头去研究文件。接着，两位先生倚在他的办公桌上，厂主千方百计地想说服副经理接受他的设想；而Ｋ却觉得，这两位大亨正在他头顶上高谈着有关他的事。他慢慢抬起头，壮着胆子向上看，打算弄明白他们到底在谈些什么；然后他从桌上随意拿起一份文件，平摊在自己的手掌上，慢慢举起手，自己也随着站起来，站得和他们一样高。他这么做并没有什么确定的目的，只是觉得，当他完成了这项艰巨任务——草拟那份能彻底开脱自己的抗辩书——以后，便应该这么做。副经理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谈话中，只是瞥了一眼文件，连上面写着什么也没看，因为凡是襄理认为重要的东西，他都认为是鸡毛蒜皮；他从Ｋ手里接过文件，对Ｋ说：“谢谢，我都知道了。”然后把文件轻轻放回桌上。Ｋ痛苦地看了他一眼，但副经理没有察觉，或者是，即使察觉了，也只是觉得好玩而已。副经理大笑了几次，他机智地反驳了厂主一次。显然使厂主很难堪；然后他又立即收回前言，最后他请厂主到他的私人办公室里去，一起把这桩交易谈妥。“这个提议很重要，”他对厂主说“我完全同意。至于说襄理——”他即使提到襄理，也只是对着厂主说“我深信，如果我们把它接过手来，他会感到如释重负的。这桩交易需要认真考虑，而他今天似乎忙得不可开交；另外，有几个人已经在前厅里等了他好几个钟头啦。”Ｋ还有足够的自制力，他转过脸去，故意不看副经理，只对厂主报以一个友好而专注的微笑；除此之外，他没有作出任何干预。他两手支在桌子上，身体微向前倾，像是一个必恭必敬的职员。他看着那两个人一边说话，一边收拾文件，走进经理室；厂主走到门口的时候，转过身来说，他还不想和Ｋ告别，因为一会儿要把谈话的结果告诉襄理，这是理所当然的，另外，他还有一桩小事要和Ｋ谈谈。

Ｋ终于独自呆着了。他没有丝毫愿望再接见任何顾客。他恍恍惚惚地想道：外面等着的那些人以为他还在和厂主交谈呢，这真使人愉快；这样的话，任何人——甚至包括侍者在内——都不会来打扰他了。他走到窗前，坐在窗台上，伸出一只手扶着窗框，俯视着下面的广场。雪还在下着，天还没有放晴。

他就这样坐了好久，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事情使自己心烦意乱，只是时时转过头去，不安地朝前厅方向看一眼。他似乎听到那边发出了一个声响，其实是幻觉，谁也没有进来；他又恢复了平静。他走到洗脸池边，用冷水擦把脸，清醒一下头脑，又回到窗前，坐在窗台上。他现在感到，决定为自己辩护这件事，比以前想像的要严肃得多。此案由于一直由律师负责，Ｋ实际上还没有真正操心过。他总是用某种超然的态度观察此案，没有直接与此案接触；他可以监视案子的进展，也可以完全游离于案子之外，这都随他高兴。现在则是另一码事了，他打算自己进行辩护；这样，他就完全受控于法院，至少目前如此。这种做法可能导致彻底宣判无罪的判决；但同时也可能，至少暂时可能使他卷入一个更严重的危险之中。假如他以前对此还有疑问的话，今天他看见副经理和厂主时的思想状态便足以使他信服了。他只是由于决定自己行使辩护权，便头脑发昏到这种地步！那以后会发生什么事呢？等待着他的是些什么样的日子呢？他能从重重困难中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吗？要进行彻底的辩护——任何其它形式的辩护都是白费时间——要进行彻底的辩护，不就意味着他得抛弃其它所有活动吗？他有能力坚持到底吗？他在银行里怎么能过问自己的案子呢？这不只是拟一份抗辩书而已——写份抗辩书只要请几个星期假就可以了，尽管目前要求离开是十分冒险的——；这还牵涉到审判的全过程；而审判到底会延续多久，现在不可能预言。这是一个突然出现的、使Ｋ的事业受阻的障碍！

目前难道是他为银行尽力的时候吗？他俯视着自己的办公桌。现在是接见顾客、与他们洽谈业务的时候吗？他的案子正在进展中，法官们正在阁楼上斟酌起诉书，在这种时候，他应该把全部注意力投入银行业务吗？这看样子是法院授意加在他身上的一种刑罚，一种来自案件并与案件有关的刑罚。当人们评价他在银行里的工作时，会不会考虑到他地位特殊而原谅他呢？不会的，永远也不会的，谁也不会这样做。银行里并不是完全不知道他的案子，虽然到底谁知情，知情程度如何，还不十分明白。不过，这个消息显然还没有传到副经理耳中，否则Ｋ准会觉察到，因为副经理会不顾同事关系和为人的准则，尽量用这件事大做文章。还有经理，他会怎么样？他当然对Ｋ很友好，一旦知道案子的事，还可能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减轻Ｋ的工作负担；但是他的好意会受挫，因为Ｋ的日益衰落的声望已经无法与副经理的影响抗衡。副经理对经理的控制已经越来越紧，正利用经理有病这一点来为自己谋好处。既然这样，Ｋ还能指望什么呢？他转着这些念头，也许只会削弱自己的抵抗能力；然而，不抱幻想，尽可能对形势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还是应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