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特别棘手，他们便往往一筹莫展；他们完全不能正确理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为他们白天也好，夜里也好，只接司法系的工作——而对人的了解在理这些案件时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他们到律师那儿去的目的是求教，他们边总跟着一个带着机密文件的仆人。许多人们料想不到能碰见的先生们会坐在律师家的窗前，绝望地看着外面的街；而律师则坐在办公桌后面，研究他们的文件，以期帮他们个好主意。在这场合，人们会发现，这些先生们如何看重自己的职务，当他们遇到不可逾越的障碍时，又是多么绝望。换句话说，他们的境并不容易，如果认为他们的境甚为容易的话，那就对他们太不公了。在这个司法系中，官员的级别层层上升，无边无际，甚至连内行也不知这个等级制度的全貌。法院的诉讼程序一般对低级官员保密，因此连他们也很难知，他们曾经为之工作过的案下一步是如何展的。他们常常不知，他们的职权范围，由他们来审理的特殊案件来自何，也不知将要转呈到哪儿去。他们只了解案件的几个孤立阶段中的一些情况；这些官员们对终审判决及作终审判决的理由均一无所知。他们被迫把自己束缚在法律规定他们过问的那个办案阶段内，而对于后来的情况——换句话说，对于自己办案的结果——的了解则往往不如辩护律师。辩护律师通常可以和被告保持接，这接几乎可以一直保持到案审理完毕。因此，从这方面来说，低级官员们可以从辩护律师那儿了解到许多值得了解的情况。既然Ｋ对这些情况已经心中有数，那么，当他发现法官们脾气暴躁，对待被告态度蛮横时，就不会大惊小怪了。这是人人皆有的经验。法官们的脾气都很暴躁，无一例外，哪怕在他们表面上看来镇静自若的时候也是如此。小律师们可能会为此而到不愉快。举例来说，下面这个故事传得很广，看来是完全属实的。一位心地善良、心平气和、年岁已的法官，手有一桩难办的案，律师提几份申诉书后，事情变得更复杂了。他已经琢磨了整整一天一夜——法官们确实认真得乎任何人的预料。就这样，经过二十四小时几乎毫无成效的苦于，到了拂晓时分，他走到门，躲在门后，把每一个想来的律师都推下楼去。律师们聚在楼下，商量着对策。从一方面来说，他们确实没有什么权利可以去，因此很难采取任何反对法官的法律行动，况且正像上面已经讲过的那样，他们总是尽量避免冒犯法官们。可是从另一方面说，他们少法院一天就意味着。损失了一天时间，因此争取去是很关键的一举。最后他们一致认为，把那位老先生拖累是上策。律师们依次奔上楼去，作最有效的消极抵抗的姿势，听凭法官把他们推下楼，反正楼下的同事们会伸手臂接住的。这情况持续了差不多一个钟后，那位老先生——他通宵未眠，确实已经疲力尽了——渐不支，便回自己的办公室了。楼下的律师们起先不相信，指派一个人上楼，躲在门后观察了一阵，确知屋里真的没人了，他们才去。据大家说，他们去后连嘀咕一声也不敢，因为虽然那些一文不名的律师们在某程度上也会贸然对法院里的情况作自己的分析，但他们却从来不敢提议或持改善司法制度。然而，几乎每个被告，即使是其中脑很简单的人，从一开始起就显一建议改革的情，这是很有代表的。但是，这情往往只是徒费时间和力而已，这些时间和力完全可以更有效地用到别的方面去。惟一理智的法是使自己适应现存条件。即使可以在这儿或那儿作一些局改——但是这么想的人准是个疯——由此得到的好也只能对将来的被告有利，而提建议的人本的利益反而会大受损害，因为他冒犯了报复心理极重的法官们。这犯上的事情千万不得！不多么违背自己的意愿，你也应该委曲求全；你要懂得，这个庞大机构可以说正保持着一微妙的平衡状态，如果有人想改变周围事的排列次序，他就会冒摔跟和彻底毁灭的危险，而这个机构则可依赖本其它分的补偿作用而恢复平衡，因为它的各分是相互关联的；它一也不会改变，相反，还很有可能变得更加僵、更加警惕、更加严酷。更加残忍。应该真正放手让律师们工作，不要涉他们。指责是没有多少用的，当指责别人的人自己也不十分明白为什么要作这样的指责时更是这样。不怎么说，霍尔德博士指，Ｋ对法院书记官的失礼已经给这桩案带来了很大损害。这位有影响的人的名字差不多可以从有可能为Ｋ帮忙的人的名单上划掉了。他现在故意不关心与Ｋ的案件有关的任何情况。法官们在很多方面很像小孩，为了一小事——不幸的是，Ｋ的行为不能列人小事之类——，他们就会大动肝火，甚至连老朋友也不理睬，见了他们扭就走，并且以各想像得来的方式和他们作对。可是后来，他们又会因为你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你只是在万无一失的情况下才敢开这样的玩笑——而以最令人吃惊的方式，莫名其妙地捧腹大笑，接着便和你重归于好。总之，你想要摆布他们既难也不难，你和他们打，很难定下一个固定原则。你有时会到吃惊，一个人在平凡的一生中，怎么可能积累起使自己能在这职业中取得一些成绩所必需的全知识。你有时当然会觉得面前一片漆黑——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时刻——，你以为自己一无所获；你觉得只有那些命中注定能打赢的官司才能得到好的结果——不发生什么情况，不有没有律师的帮助，那些官司准能打赢。而那些注定要打输的官司，则不你怎么使劲，怎么费力，怎么醉心于一些虚假的小成功，也终归要打输。这当然只是一神状态，一似乎什么都没把握的神状态；你无法驳斥人家对你作的下述指责：由于你的手，某些案了岔，如果你不预的话，本来会展得很顺利的。你失去自信，濒于绝望的边缘，这时候，你只能于这类神状态。这情绪——这当然只能是一情绪，别无其它——使律师们十分痛苦；特别是当他们正十分满意地使案达到预定目的时，委托人却不让他过问案了。这无疑是律师可能碰到的最坏的情况。不过，委托人解聘律师，不让他过问案件的事情从来没有过；被告一旦聘请律师后，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也要和律师在一起。因为他既然已经请人来帮忙，又怎么能自己单呢？因此，这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不过却发生过几次这样的情况：案情发生了转折，律师无法继续过问案了。案、被告和其它一切突然把律师甩开；这时，哪怕他和法官们的关系再好，也无济于事，因为连法官们也一无所知。案已经发展到不许继续列席旁听的阶段，转到一些遥远的、常人不去的法院里去审理，在那儿被告甚至无法找到律师。然后，哪天你回到家里，会在桌上发现无数与本案有关的抗辩书，这些抗辩书是你苦思冥想、满怀希望写成的；抗辩书退还给你了，因为在审判的这个新阶段中，它们已不再作为有关材料被接受；而是成为一堆废纸了。但这并非意味着官司已经打输，完全不是，至少没有确切的证据可以表明这；你只是再也不知有关案的任何事情了，以后也永远不会知。幸运的是，这只是例外情况，Ｋ的案即使属于同一质，也得很久以后才能达到这个阶段。在目前阶段，采取合法手段的机会还很多，Ｋ可以相信，这些手段将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刚才已经讲过，第一份抗辩书还没有递上去，不必太着急；和有关的法官们行磋商是更为重要的事情，这已经了。坦率地说，只取得了分成功。目前最好别透细节，因为这有可能从坏的方面影响Ｋ，不是使他过于兴，便是使他过于沮丧。可以肯定的是，有的法官讲得娓娓动听，也表示愿意帮忙；而另一些法官虽然说讲得不怎么好听，但并不拒绝合作。总的来说，结果是令人满意的，尽不应从中得最后结论，因为所有谈判在最初阶段都是这样行的，人们只是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才能判断，这些谈判是否真有价值。不怎样，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件事是失策的；要是法院书记官能不咎既往，被他们争取过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已经采取了一些行动——，那么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