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活儿，这样我们就平生第一遭被判处了一种几乎整天无所事事的刑罚。在七八月的大热天，我们大家就这样关上窗子在屋子里坐着。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没有邀约，没有消息，没有上门来访的人，什么也没有。""那么，"Ｋ说道，"既然什么也没有发生，你们头上也没有悬着什么明确的惩罚，那你们有什么需要害怕的呢？你们这班人真教人猜不透！""这教我怎么解释呢？"奥尔珈说。"那时我们并不害怕将来会怎么样，在当时我们就已经在受折磨了，实际上就是在受惩罚了。村子里的人在等着我们再上他们那儿去，等爸爸的作场重新开张，等阿玛丽亚——她能做上等人家穿的最漂亮的衣服——重新上他们那儿去承接定货，他们对自己被迫干的那些事感到抱歉；一家平素受人尊敬的人家突然退出社会活动，这是每一个人的损失，所以他们同我们断绝来往的时候，他们认为只是尽自己的责任罢了，换了我们处在他们的地位，我们也得这样办。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们并不十分清楚，他们只晓得那个信使抓了一把碎纸片回到了赫伦霍夫旅馆。弗丽达看见他跑出去，后来又看见他跑回来，她跟他谈了几句话，因此她就把自己所知道的到处传播开了。但是这丝毫不是出于她对我们的敌意，而只是出于一个处在同样地位的人的一种责任感。正像我所说的，要是这一切能获得圆满的结局，人人都会感到高兴。如果我们突然公开宣布说什么事情都解决了，这件事不过是一个误会，这个误会现在已经完全消除了，或者说冒犯信使的事确实是事出有因，但是现在已经作了补救，或者其他等等——就是这样的话也会使人们感到满意，——或者说通过我们在城堡里的影响，这件事已经一笔勾销了，那么，我们毫无疑问会重新受到人们热情的接待，会受到多少亲吻和祝贺，这样的事我已经在别人身上看到过一两回了。甚至并不需要说这么多，假使我们跑出去公开露露面，假使我们同亲戚朋友重新来往，绝口不谈那封信的事，这就已经足够了，他们也会乐于避免旧事重提；他们不得不躲避我们，不仅是由于害怕，也因为提起了这个话题就使人难堪，只是想别再听到这件事，谈到这件事，想到这件事，别再为这件事而受到牵连。弗丽达宣扬这件事的时候，并不是出于恶意，而是警告大家，让村子里的人都知道出事了，大家应该小心别牵连进去。大家禁忌的不是我们这一家人，而是这一件事，我们这一家人不过跟这一件事有关罢了。所以，要是我们静静地重新走向前去，让过去的事情就此过去，并用我们的行动来表示事情已经结束，不管是怎样结束的，向大家保证这件事大概不会再提起了，不管当初这件事是怎样的性质，这样，一切也就平安无事了，我们也就会跟以前一样从四面八方找到朋友，即使我们自己还没有完全忘记过去发生的事情，人们也会谅解并且会帮助我们把它完全忘掉。我们并没有这样做，相反，我们在家里坐着。我不知道我们当时在期待什么来着，可能是在期待阿玛丽亚作出一个什么决定来，因为就在那天早晨她成了一家之主，到现在她仍旧保持了这个地位。她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计划，也没有命令或者要求我们什么，她仅仅是用沉默来领导我们。我们这些人自然是议论纷纷，从早到晚总是悄声低语谈论着，有时爸爸心里突然会惊慌起来，叫我到他那儿去，我就得在他的床沿守上半夜。或者，我跟巴纳巴斯两个人往往就蹑手蹑脚地一起溜走，巴纳巴斯起先根本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因此他总是热切地要我解释给他听，总是这样，因为他深知跟他一般年纪的小伙子所指望的那种无忧无虑的年月，他现在是绝对得不到了，所以我们俩常常头挨着头，Ｋ，就像现在咱们俩一样，谈啊谈的，忘记了已是黑夜，也忘记了早晨已经重新来临。我们的妈妈是我们中间最衰弱的一个，可能是因为她不仅要忍受我们共同的苦难，而且还要分担我们每一个人各自的苦难，所以，我们看见她变得那么厉害，都吓住了，按照我们的猜想，这种变化是在等待我们大家。她喜欢坐在一张沙发的角落里，那张沙发我们早已出让了，如今正在勃伦斯威克家的起居间里放着，那时她坐在那儿——我们说不上她到底是什么毛病，——常常不是打瞌睡便是长时间地自言自语，我们是根据她的嘴唇的翕动猜测的。自然我们老是谈那封信，老是翻来复去地谈着我们知道的内容和不知道的潜在涵义，老是互相争先恐后地想着各种挽回命运的计划；这是很自然的，也是无法避免的，但是毫无稗益，我们只是在原来想逃避的困境中越陷越深。那些异想天开的主意，不管是说得多么天花乱坠，又有什么用处呢？没有阿玛丽亚参加，什么计划都无法实施，一切计划都是假定的，一碰到阿玛丽亚就立刻给挡住了，因此毫无用处，而且即使向阿玛丽亚提出了这些主意，得到的结果也只是沉默。唔，说起来我很高兴，我对阿玛丽亚现在比那时了解得多了。她得忍受比我们大家更多的折磨，她是怎样忍受住这么多折磨而且仍旧活下来的，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妈妈也许不得不忍受我们所有的灾难，但这是因为这些灾难全都倾注在她身上的缘故；而且她也没有坚持多久；没有一个人能说她今天还继续在受灾受难，甚至在那时候她的神志就开始不清了。可是阿玛丽亚不仅忍受着痛苦，她还具有那种理解力能清清楚楚地看到自己受的痛苦，我们只看到事情的结果，她却知道事情的原因，我们还希望减轻一丁点儿痛苦或其他什么的，她却知道一切都已经决定了，我们还得低声细语，而她只消沉默。她那时候跟现在一样，面对事实，继续生活，忍受痛苦。在我们困难的时期里，我们的日子比她好过得多。当然，我们不得不搬出我们原来住的房子。勃伦斯威克住了进去，我们住进了这所茅屋，我们把家具用一辆手车报了好几趟，巴纳巴斯跟我在前面拉，爸爸跟阿玛丽亚在后面推，妈妈坐在这儿的一只箱子上，因为我们先把她送到这儿来，那时她一直在抽抽搭搭地哭泣。然而我记得，甚至在我来回奔波搬着东西的时候——人们也同样感到难过，因为我们常常碰见收割庄稼的马车，人们一看到我们就变得沉默起来，把他们的脸转过去，——即使在我们搬家的路上，巴纳巴斯和我也没有停止讨论我们的灾难和计划，因此我们常常在半路上停下，总得让爸爸在后面喂的一声吆喝才惊醒过来。但是这些谈论并没有使我们搬家以后的生活有所改观，倒是渐渐感到贫困桔据了。我们的亲友不再给我们送东西了，我们的钱也差不多花光了，就在那个时候，人们才第一次开始用那种你现在所能看到的态度鄙视我们。他们看到我们没有力量摆脱加在我们身上的诽谤，因此，他们恼怒起来了。他们并不低估我们存在的困难，尽管他们不确切知道那是些什么困难，他们知道，要是他们自己对付那些困难，他们也不会比我们高明多少，但是这一点只是更加促使他们感到需要跟我们划清界线——要是我们胜利了，他们就会跟着尊敬我们，但是既然我们失败了，他们就把过去采取的临时措施变为最后的决定，于是永远割断了我们跟社会公众的来往。这样，我们就为人们所不齿了，从此我们的名字就不再被人提起，如果他们不得不提起我们，他们就管我们叫巴纳巴斯家的人，因为他是罪愆最轻的一个；甚至连我们这所茅屋也沾上了邪恶的名声，如果你是诚实的话，你自己也会承认，你第一次踏进这所茅屋的时候，你也一定认为这是名副其实的；后来，当人们偶尔重新来看望我们的时候，他们往往会对一些最最微不足道的东西嗤之以鼻，比如说，对那盏挂在桌子上面的小油灯。这盏小油灯如果不挂在桌子上面，该挂在哪儿呢？可是他们看了受不了。但要是我们把灯挂到别的地方去，他们还是要讨嫌的。不论我们干什么，不论我们有什么，那都是教人瞧不起的。"

请求

"在这时候，我们干了些什么呢？我们干了我们所能干的最糟糕的事，比原来冒犯信使更应当受到鄙视的事——我们背叛了阿玛丽亚，我们摆脱了她的沉默的约束，我们不能继续这样生活下去，没有任何希望，我们是活不下去的，于是我们开始用各自的方式——用祈求或者愤怒的叫喊——恳求城堡的宽恕。当然，我们知道，我们这样做，是与事无补的，而且我们也知道，我们跟城堡惟一可能有的联系也只有通过索尔蒂尼，他是爸爸的上司，而且称赞过爸爸的，然而，因为发生了这次事件已经断绝了，不过我们还是全力以赴。爸爸第一个开头这么做，他开始向村长、秘书、律师和职员们提出了毫无意义的请求，人家往往根本就不接见他，可是如果因为施了什么计谋，或者碰巧他获得了一次发言的机会——我们听到这样的消息曾经多么欢欣若狂，拍手庆贺！——但他总是立刻就给撵了出来，从此再也不许他去了。再说，他提出的问题容易得简直不屑于回答，城堡总是占上风的。他要求的是什么呢？他受到了什么委屈啦？他要求宽恕他什么？城堡里在什么时候有谁哪怕伸出过一个指头来反对过他呢？就算是他穷了，失去顾客了，等等，这些都是日常生活中的遭遇，任何店铺和市场都曾经遭遇过；难道城堡连这类事情也要管吗？当然，它关心公共福利，但是它不能单单为了给一个人的利益服务而去干预那些合乎常轨的事情。他难道指望城堡派一批官员去把他的顾客们追回来，强迫他们重新回到他那儿去吗？可是爸爸并不想这样做——接见前和接见后，我们总要议论爸爸跟他们谈话的全部内容，我们坐在一个角落里，仿佛是避开阿玛丽亚似的，她完全知道我们是在干什么，但是根本不理睬我们，——唔，爸爸并不想这样做，他并不是在抱怨自己穷，他要恢复失去的一切是很容易的，只要他得到宽恕，这算不了一回事。答复是：可是有什么要宽恕的呢？从来没有向他提出过控诉，至少在村镇记录簿上没有，在那些律师可以看到的记录簿里也没有控告他的材料，因此，可以想见，既没有向他提出过任何控告，也没有谁准备向他提出控告。或许他可能是指官方发布过什么斥责他的命令？爸爸又指不出来。那么，他既然什么也不知道，而且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那他要求什么呢？有什么需要宽恕的呢？他这样无理取闹地浪费公家时间，倒是一条不可宽恕的罪状。爸爸并没有罢休，那时他还是非常坚强的，并且因为情势所迫，他闲着没有活儿干，因此他有的是时间。我要恢复阿玛丽亚的名誉，现在不会拖得很久了。他每天都要对巴纳巴斯和我说好几遍，不过声音说得很低，兔得让阿玛丽亚听见，可是他也只是为阿玛丽亚着想才这么说的，因为事实上他并不希望她的名誉能得到恢复，只希望得到宽恕。可是在他求得宽恕以前，他必须证明自己有罪，而所有的机关又都否认这一点。他突然又想出了一个办法——这说明他的脑子已经不行了，——他认为自己的税款缴得不够，所以人家才不肯把他的罪行告诉他；直到那时为止，他只缴纳了规定的税款，按照我们的经济情况来说，这些税款已经够高了。可是现在他认为他必须要再多缴一些，这自然是一种错觉，因为我们的官员为了避免麻烦和议论而接受人家的贿赂，可是像他这样做是决不会收到什么效果的。尽管如此，假如爸爸把希望寄托在这个想法上，我们也不愿意打破他的希望。我们把留下来的能出卖的东西全卖出去——几乎把我们必不可少的东西全卖光了，——让爸爸拿了钱去奔走，有好长一段时间，每天早晨，我们知道在他出去奔走的时候，口袋里至少还有几个铜子儿在丁当作响，心里便感到一点欣慰。当然，我们简直是成天饿着肚子，这点钱惟一真正做到的一点是，它使爸爸多少保持了希望和兴致。可是这很难说是一种好处。他一天天这样奔走，累得筋疲力尽，这点钱只能使他这样一天又一天地拖下去，而不能获得一个迅速而又自然的结局。因为事实上不论你上哪儿，办事人员都不可能因为他付了额外的钱就额外给他帮忙，他们假意答应一定给他留意这件事情，暗示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