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著作了！”弗兰奈里面色铁青，令他担忧的仿佛只有下面这种想法：“那么您认为，那位女子如饥似渴地阅读的那些书是汪德尔维尔德的小说了？我无法容忍…”

马拉纳在这个非洲机场上，挤在那些人质中间，他们有的半仰半卧在地上休息，有的蜷缩在因气温骤然下降航空小姐发的方格花呢披衣中酣睡。人质中有位年轻姑娘若无其事地坐在一边，她挽起双腿当书桌，长发下垂到书本上遮盖了她的面容，一只手抱着膝盖，一只手翻着书页，仿佛一切重大问题都将在她那本书的下一章中见分晓。她这种不受干扰的态度令马拉纳惊叹不已。“由于长时间地失去行动自由的和男女混杂在一起，我们大家在仪表和行为上都有些有失体面，但我觉得这位姑娘未受影响，她仿佛独自生活在遥远的月球上…”因此，马拉纳想道：“我应该说服第二政权组织的劫持者们，让他们相信，他们为之采取冒险行动的小说不是他们从我手中抢去的那本书，而是这位年轻姑娘正在阅滚的那本小说…”

在纽约的监察室内，女读者被检查腰带捆在沙发上，手腕上铐着测压计，太阳穴上罩着做脑电图用的头冠，上面那一条条弯弯曲曲的导线记录她注意力集中的程度和受到的刺激频率。“我们的工作是通过实验检查被试的敏感程度，我们的人应该具备坚强的视力与神经，能够不间断地阅读计算机制作的小说或小说方案。如果一部小说在一定刺激频率下能使被试的视觉注意力达到一定数值，那么这部小说便是部成功的小说，可以投放市场；如果被试的注意力下降或者摇摆不定，那么这部小说便是不成功的组合，应该放弃，应把它的材料拆散另行装配。”那个身穿白大褂的男人像撕日历一样扯下一张又一张脑电图，说道：“越来越糟。没有一部小说能站得住脚。这个程序也应该修改一下，也许是这位女读者已经不能再使用了。”女读者戴着护目镜、耳塞和固定下巴的托架，面部毫无表情。她的命运如何呢？

你对这个问题没有找到任何答案，马拉纳对此毫不关心。你惴惴不安地读着另外一些信件，有关女读者变化的信件，仿佛那里讲的始终是一个人…即使她们并非一个人而是许多人，你赋予她们的形象却只有一个，那就是柳德米拉的形象…今天我们只能要求小说唤醒我们内心的不安，这是认识真理的惟一条件，也是使小说摆脱模式化命运的惟一条件。这难道不是柳德米拉的意见吗？那位躺在赤道日光下的裸体女人的形象，你觉得更像柳德米拉，而不像戴着面纱的苏丹王后，不过那也许是一位玛塔·哈里⑥，她活动于欧洲之外各种革命运动中，为某水泥公司销售推土机开拓道路…你把这个女人的形象从头脑中赶走，把那个坐在躺椅上的女人形象迎进脑中：喏，她正穿过阿尔卑斯山中清澈透明的天空向你走来。你准备放下一切，立即出发去寻找弗兰奈里的住所，通过望远镜观察这位读书的少妇，或者在陷入危机的这位作者的日记中寻找她的踪迹…（啊，接着阅读《向着黑魆魆的下边观看》这个想法吸引着你，不管它的下文是否还用这个书名，也不管作者署名是否相同。对吗？）但是，马拉纳现在写的事情越来越令人担忧：她先是那帮劫机者的人质，后是曼哈顿⑦区某贫民窟中的囚犯…她怎么跑到这里来了？怎么被捆到这架刑具上了？为什么她应像受刑那样进行阅读？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使她、马拉纳和抢劫手稿的这拨神秘的团伙错综复杂地联系在一起呢？

从这些信件中数次提到的一些迹象判断，第二政权组织由于内部矛盾所致，避开了它的发起人艾尔梅斯·马拉纳的控制，分裂成两派：一派是光明大天使的追随者们，另一派是黑暗执政官的虚无主义者们。前者深信应该从全世界泛滥成灾的假书之中寻出少数几本携带着超人类或超地球真理的真书；后者则认为，惟有书中的伪造、篡改、故意欺骗才能代表该书的绝对价值，才能在普遍流行的虚假之上表现出未被玷污的真理。

马拉纳又从纽约写道：“我以为是独自待在电梯里呢，然而我身边还蹲着一位蓬头散发、身穿粗布衣服的青年。这不仅是电梯，还是一台卷扬机的铁笼子，带扇可以开关的栅栏门。每升到一层楼，都能看到一排排空空荡荡的房间，墙壁上留着搬走的家具和拆卸的管道的痕迹，空空的地板和长霉的天花板。这位青年用那双发红的手把卷场机停在两层楼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