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常说得好，我所陷的一切困境都被福与祸解脱了。我的过去就像一条越来越长的绦虫寄生在我肚里，不论我在英式厕所里、土耳其式厕所里，在监狱的桶里、医院的便盆里、野营地的便坑里，还是在随便什么树丛里，不我怎么拼命呕吐，它也不会掉下一个节片（在树丛里时，我得先看清楚，别突然蹿一条蛇来，就像在委内瑞拉那次一样）。你改变不了你的过去，犹如你改变不了你的名字。我用过许多护照，用过的名字我自己都记不清了，可人家还是叫我瑞士人鲁埃第。不我走到哪里，也不我穿上什么衣服，总有人知我是谁，过什么事，即使我的相貌随着年岁的增长跟过去大不一样，秃了，脸黄得像只柚，人家也能认我。我的发是在斯亚纳船上行伤寒时脱落的，当时因为船上载的货的关系，我们既不能靠岸也不能通过无线电台呼救。

贝尔纳德特完全是另一回事。跟她一起我可以说是事事顺利，从未有过失误。我一听说约约回到黎了，正在寻找我；我便开始跟踪他，从而发现了贝尔纳德特，并把她拉到我这边来。我们一起对他搞了这次袭击，事先未让他看一破绽。我在约定的时候掀起帘，首先看见的（我们好多年未见面了）是他那茸茸的夹在她的两条白大之间像活一样运动；他那梳得光光的靠着她略显苍白的脸，她把脸偏开九十度，让我毫无顾虑地去打他。一切都是那么迅速而利索，叫他来不及回认我，来不及想到有人来扰他的乐，叫他不知不觉地超过活人的地狱与死人的地狱之间的那条界线。

还是等他死了再看他的面孔好。“小杂，我们的账了了。”我情不自禁地差不多用温柔的语气对他说。贝尔纳德特从到脚还给他穿上衣服，穿上那双刷了黑油漆和有绒布包的鞋，因为我们要把他运去，把他装扮成醉汉，醉成一摊泥了。我想起多年以前我们在芝加哥第一次见面时的情形：我们待在米科尼科斯老太婆开的商店后面的房间里，那里堆满了苏格拉底的半雕像，当我把投保火险得到的赔款全她那生了锈的吃角老虎机中以后，才发现他与这个痪了的老女已经把我牢牢控制在他们手中了。一天我还躺在沙丘上，望着已经封冻的湖面，享受我多年未曾享有的自由，仅仅过了二十四小时，我周围的空间又变得窄小了，只能待在希腊区与波兰区之间的这几幢肮脏的房中。像这样的挫折我一生中见过几十次，从这次起我决心无论如何也要对他行报复，但我的损失却因此也越来越大。虽然现在他上洒的劣质味已掩盖不住尸的臭味了，但我知我们的账还未了结；约约虽然死了，但他仍能像活着时多次过的那样，再一次毁灭我的前程。

这里包括各人、地方、友谊、怨恨、错误，等等。例如那天夜里我们寻找焚烧约约的适当地方，开着车灯，照着树木与岩石，贝尔纳德特指着仪表盘说：“喂，你说是不是没有汽油了。”真是没有汽油了。因为我脑里老想那些事，忘了加满汽油。现在加油站都下班了，我们有可能远离村庄待在这辆无油的汽车上。幸亏那时我们还没有着约约；如果我们被困在焚烧他的地附近，又不能弃车逃走，因为据我的汽车可以找到我，那怎么办呢？总之，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把准备用来浸约约的蓝服和丝绸衬衫的那罐汽油倒汽油箱里，尽快开回城里，另想办法清除他。

我这次讲的往事太多，因为我的目的是让这个故事充满我现在与将来能够讲述的其他故事；那些故事过去我也许在其他场合已经讲述过。它们所占据的时空也许就是我的生命。在这个时空里总会有些故事，要讲述这些故事就得从另外一些故事开始讲起，因此，不从哪个时刻、哪个地讲起，所面临的素材都是一样多。

我经历的一切往事都证明这样一个结论：一个人只有一次生命，统一的、一致的生命，就像一张毡，都压在一起了，不能分离。因此，我如果要讲讲某一天中的某一件的事，比如一个僧伽罗人提着一桶刚生的小鳄鱼要卖给我，我相信就是在这件毫无意义的小事之中也蕴涵着我过去的生活，蕴涵着我的过去，蕴涵着我徒然希望忘却的一切往事。过去的一切生活最后都要连接成一个整的生活，连接成我现在在这里的生活。我决定再也不离开这里了，再也不离开黎市郊这幢带院的房。我在这里建起了带鱼养场，这是个平静的买卖，它使我过着一前所未有的安定的生活，因为鱼不像别的东西，你天天得照料它们，再说，我这把年纪也不愿再跟女人去自寻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