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下的奴颜婢膝”他今天的影响完全建筑在他作品中的法西斯主义因素上。这种荒谬怪诞的论点的真实价值恰如一个评论家所断言：卡夫卡偷了巴黎圣母院的大教堂并因此而闻名通途。

卡夫卡在他的小说《在流刑营》中甚至明确地描写了一个残暴专制的政权的崩溃。至于此后没有优于此政权的制度跟上，至于卡夫卡借以取代“老指挥官”之暴政的自由制度和妇人政权未能使人松口气，并不能构成反驳的理由。这不像叔本华那著名的轶闻中所传的，叔本华回答一个学生关于是否可以结婚的提问时说：“这样不行——那样也不行。”卡夫卡完全为第三条道路或其他各种道路的可行性敞开大门。这里响着的不是叔本华尖利的老人嗓子，而是歌德的声音：“我们让你们希望。”当然不像歌德说得这么响，这么爽朗；但在人口过多和原子弹威胁着这个星球的今天，没有人不清楚，自歌德以来，人类过一种正常的、和平的、真正的生活的机会大大减少了。因此，卡夫卡为统治者们的为所欲为和凶恶的意图描画的可怕的图像绝不是安德尔斯所认为的什么“歪曲”而是最忠实的现实主义，是用始终对现实加以浓缩的合法的写作手段描下的我们时代的状况，这个时代玩弄我们干股掌之中。甚至，一些个人与团体的心声和爱有可能带来针对那些僵化的权欲统治者的骤变。

关于中间层城堡机构，那些确实统治着我们、诱使我们走上迷途的飞扬跋扈、自以为是的“上帝在大地上的代表们”情况便是如此。卡夫卡所表现的无非是这一事实，这种可悲的、官僚主义的现实情况。今天随便往报纸上一瞥都能得到证实。他从来没有承认或赞美这种事实情况的合理性，无论在他的办公处，在他的家庭中，还是在与公众接触的生活中都是如此。关于后者，雅诺施的《与卡夫卡谈话录》以事实提出了与安德尔斯的假想截然相反的证明。

安德尔斯的书中很少有赞成卡夫卡的言词，而百分之九十九是反对他的（书的副标题本身就不正确）。安德尔斯对卡夫卡的诽谤的高潮是：他没有看到——一或不愿看到，卡夫卡每每谈及的都是中间层，即插入于人与上帝（人与“城堡”）之间的中间层；根据我报道过的卡夫卡的构思，最高层直到最后才采取行动，作出了一项与可耻的下属办事机构所代表的截然不同的决定；而那些城堡办事机构想方设法遮挡、扭曲人们的视线，不让人窥见上帝随着时间流逝之不利因素（比如我们现在便是如此），甚至使人全然不得见上帝的可能。这就像在斯特林堡的《复活节》中（斯特林堡对卡夫卡象征风格的影响还不曾得到足够准确的研究哪残忍的信徒直到最后才揭示自己爱的真面目一样。“我们被造就出来，是为了生活在天堂中”卡夫卡写道“天堂有义务为我们服务。我们的义务被改变了；但却无人提及，这一变化也是与天堂的义务一起变的。”这还不够清楚吗？在这几行文字中难道会有人听不到希望的声音？这里难道不是显露出了犹太教和一切宗教的支柱，难道不是使“后悔的罪犯的皈依”这个句子仿佛透过许多时代的迷雾显了出来，难道不是使这个句子连同由时代危机造成的克制和悔悟一起被推了出来吗？——可是安德尔斯充满信心地用命令式口气宣称，说得过于尖锐也过于肯定：“关于卡夫卡，只有少数论点可以像这一点这样毫无疑问地加以确定：卡夫卡的‘宗教性’与犹太教没有任何直接关系。”对此，我可以以汉斯·约阿希姆·雪普斯的文章（“卡夫卡作品的神学主题”）为证，在这篇文章中这种关系得到了清楚得令人吃惊的阐述。卡夫卡所有著作在痛苦中颤抖着描绘了今日世界上与孤立隔绝的、没有爱的情感只归属于自己的机器侏儒——“人”描绘了人的寂寞化、与他人的隔离。归根结底，这是旧约中一个主要句子的改写：“爱他人犹如爱你自己。”

此外，我认为我通过提及对卡夫卡的《城堡》的基本构思产生了影响的一部捷克经典长篇小说（波切娜·涅姆柯娃的《祖母》），从另一个角度提供了证据，证明卡夫卡仅仅将那些中间层、那些精灵般的官僚描述为就灵知的自相矛盾而言是恶的，而未将城堡之看不见的最高主人包括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