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怜的乐师》的激动的评价相矛盾），必须始终考虑到，卡夫卡出于自我憎恨攻击某个作者的观点，实际上认为必须批判的是自己这种观点。这是一种与作者共同进行的自我对号入座。

据我所知，密伦娜没有出过书籍形式的作品，译作除外。

第一封信是由一件初看上去流于古怪的事情开头的。有人告诉我，在布拉格旁的维勒斯拉文精神病院里多年来关着一个不幸的人，他家里人关心他的囚禁状态。那人要求我开始为营救无辜受害者干点什么。卡夫卡告诉我，以前密伦娜也在这病院里待过，认识了队队先生。所以我写信给密伦娜，请她谈谈有关NN.的情况。我以前认识密伦娜，经常与她匆匆见面，那是在韦尔弗或作家保尔·科伦菲德组织的社交场合中。我知道她在维也纳同韦尔弗的朋友恩斯特·波拉克过着极不幸的婚姻生活。波拉克才华横溢、知识丰富，也搞些哲学研究（逻辑斯谛论者），被人们称为“行家波拉克”他对她有着非常强大的影响（对其他女人也同样）。可引为对照的是《城堡》中许多处于克拉姆的描述。我知道，密伦娜是不顾全家人的反对投入波拉克怀抱的；也许她被迫居留维勒斯拉文与她家里人把她同波拉克分开的企图有关。波拉克同时与维也纳一个非常美丽的、智力平平的女人有着爱情关系，这个女人与另一个人有着暧昧关系，与之结了婚。波拉克想干什么就明目张胆地去干，丝毫不考虑密伦娜的感情——而她看来对他的无所顾忌深感痛苦，却似乎同时又爱这种折磨。她必须自己赚钱养活自己，她说到过，有时她在维也纳一个火车站为游客提箱子，为求一饱。布拉格她那百万豪富家庭许多年内不给这个“失去的女儿”任何资助。弗兰茨是在她这样的困境中认识她的。当他1920年上半年从美兰休养后回到布拉格时，我简直认不出他来了；他这个平常多么平静的人那样幸福、那样兴奋地叙述着与密伦娜在维也纳度过的日子。然后他每天给她写几封信，也收到许多来信，但远远不能满足他的胃口。有时干脆电报往来。我不得不经常到弗兰茨的办公室（工伤保险公司）去找他，帮助他打发等待密伦娜的电报的漫长时辰。我发现，这种可怕的激动无疑给他已被疾病动摇了的身体状况带来可怕的恶化。作为我的朋友的忠实助手（后来他在我的关情问题上作了同样的贡献），我劝说密伦娜以轻松些的方式对待病人。对此，密伦娜寄来了第二封信。第一封信中的气氛还相当安宁；这表现在这第一封信在开头和主要部分谈的是一件远离切身关系的事情；但这件事又强烈地照亮了卡夫卡的人性，因为正是他不断地催我为那个被医生关起来的N.N先生插手干预。那时我们俩还有足够的精力，不仅关心自己的命运，而且关心第三者的痛苦。直至今日，我们在保险公司走廊里不祥地回响着的脚步声依然在我耳边震荡。只有在上午弗兰茨才必须在那座陈旧的大楼里坐着度过办公时间，但那时他下午也在办公室里度过，因为每时每刻都可能有密伦娜的电报或急信到来。

密伦娜给我的第一封信是这么开始的：

非常尊敬的博士先生：

您希望我提供某种证据，证明N.N.先生在维勒斯拉文遭遇的是不公正的待遇。可惜我可以告诉您的有关当局的事没有多少确定的、成熟的东西，尽管我非常愿意这么做。我从1917年6月至1918年3月逗留在维勒斯拉文，住在那同一座别墅中，我能为他做的一切无非是：我数次借书给他，他数次使我被关起来；也就是说，他不得与任何人交谈；一旦发生了他与任何人交谈的事，即使内容无关紧要并当着护理员的面也不行。那么一来，所有的人都会被关起来，护理员被解雇。

接下去描写了那被囚禁者所处的糟透了的处境。一句也许包含切身经历的典型的话是：“精神病学如果被滥用，便是一门可怕的学问。一切都可能是不正常的，每句话都可以成为折磨者的新武器。我敢起誓，事实便是如此，而N.N先生在世界上别的地方同样能生存。但我却无法证明任何事情。”

我的干预一无成效。但这是后来的事情。这封信在结尾部分自己把话题转到了弗兰茨身上，密伦娜总是把他称为“弗兰克”

我对您还有一个重要的请求，博士先生。您知道，我从来无法从弗兰克那里得知他的近况。他总是告诉我他的情况“好极了”这个可爱的人，他总是说健康得不能再健康，宁静得不能再宁静等等。我请求您，真的请求，请求——假如您看到，假如您感觉到他在受苦，为我的缘故肉体在受苦，请您马上告诉我。我不会对他说我是从您那儿获悉的；假如您答应我，我心情会平静一些的。我将怎么帮助他，我不知道，但是我会帮助他，这我知道得很清楚。弗兰克说，必须“爱您，为您而自豪、钦佩您”现在我做这一切，并预先表示真诚的感谢——首先为我能依靠您表示感谢。

我在回信中没有隐瞒，卡夫卡的状况在最近恶化了许多。7月29口密伦娜写信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