侮辱来回答我的彬彬有礼，但这是一个老妇人，我没法反击。于是这个女入这句收不回去的评语在我心里起的影响比它应该起到的要大，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也许正是我之不反击。我感到我理应受到某种责备，倒不是因为我说话过多，事实上我只是说了非说不可的话；而是出于其他非常接近我的存在的原因。”最后描写的是，这个外来人无意地由于笨拙和误解将孩子们从睡梦中惊醒，使整幢房子一片混乱。

短篇小说《歌女约瑟芬，或曰鼠族》是卡夫卡最后一篇完成了的、由他亲自交代付印的作品。在这篇小说里，犹太人问题的阴暗方面、犹太人处境的不稳定也表现得很清楚。至于对这群受追捕、无庇护的老鼠的描述直接影射是什么民族，恐怕根本无须明言。在这个民族最深的困境中却始终存在着明星、文人、领导“人物”的虚荣性：这里以特别强烈的讥讽描写中心人物，这个中心人物相信这个世界期待着的只是他，是他唯有的一句救世语言。这里涉及的可惜也是一种恰恰在犹太人政党和文学事业中特别常见的现象：某个人认为只有自己负有责任，而对别人建议、做和说的一切，以居高临下的嘲笑当做无关紧要的一笔抹杀，或者几乎不加注意。——可别误解我的意思！无所托庇的老鼠们的处境同时也是一幅具有普遍意义的图画，是与恶的魔鬼势力进行斗争的孱弱的人类之象征。虚荣的预言家在其他民族中也存在。正是由于那不负责任、不讲良心的“著名人物”昏昏沉沉的状况在犹太人中处于犹太大众苦难和心灵苦难的特别耀眼的光照下，它便仿佛是人类普遍苦难的特别尖锐的微型画像，一种以漫画手法显示的清晰的缩影。

在《约瑟芬》中同样有通往积极解决的道路（这恰恰发生在卡夫卡最后完成的作品中，我觉得不能等闲视之）。女歌手约瑟芬抗拒着她的人民，在人民面前躲藏起来，而这个民族是这般狂热地欣赏她的艺术，甚至将之视为不可或缺的。于是：“但这个民族是安静的，不流露失望情绪、自以为是的一个内向的群体。他们几乎是（虽然表面现象不是这样）只知给予，从不接受，对约瑟芬的东西同样如此。这个民族继续走着它的道路。而约瑟芬却注定要沦落。马上就会到来这样的时刻——她最后的口哨声响完，更无声息。这是我们的民族永恒的历史上一段小插曲，老百姓会克服这一损失的。”将个人汇人民族的命运之中，同时对良心做最严厉的检验，在个人自由的基础上悔过自新，这是要求个人主动配合的。这部传记的读者会找到足够的依据，来证明卡夫卡是如何在他独特的犹太人处境中寻求着与民族的联系的。——卡夫卡自然不相信单靠改变地理上的地点就足以达到这个目的；心灵的皈依在他看来同样是需要的。两者都必须进行，两者都是必要的。心灵中的皈依——和外部生活条件的正常化。

人们也许还会问，卡夫卡为什么只在日记和书信中、而未在其文学作品中阐明这个观点。为什么他作为作家始终只通过譬喻、只通过寓意或象征来表达自己的思想。

首先应该承认卡夫卡式思维方法的独特性，这种思维是在图像中，而不是在推理中展开的。即使在对话中、在辩论中这种图像也笼罩着一切。日记中有这么一段美妙绝伦的充满诗意的话（这是许多这样的段落中的一段：“梦纷纷到来，溯河而上，攀着一架梯子向河堤上爬来。人们留步，与他们交谈，他们知道一些事情，只是不知道自己从何处来…你们为什么举起手臂，却不把我们拥入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