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只能加强他们的感情。此外，他们希望做的并不是研究魏玛，而是在那里生活，就像在一个避暑胜地那样生活，每天去城市湖中游泳，晚上在主广场的一家饭店中吃许多碗草莓，首要的目的是休想。就像关系到戈尔塔的一切事物一样，这次逗留也披上了一层独特的色彩——似乎不是出于戈尔塔的意愿，而是出于他的自然属性、一种独特的诚实和求精精神（不是思想上求精，而是感觉上求精）的基本特征。

他和弗劳恩普兰旁的歌德故居看管人的漂亮的女儿之间产生了一种微妙的关系。说是爱情关系恐怕言过其实，这只是两个年轻人之间一种羞怯的、调皮的、或许还带着微微痛楚的乐意互相见面。结果是，戈尔塔连同克里斯朵夫一起被邀人看管人的住处，这么一来，他们便可以同这美丽的姑娘一起随便进出歌德故居了，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他们可以进入不对游人开放的花园，可以在开放时间以外待在歌德的房间里，也就是说不受游客脚步声的影响。他们感到自己仿佛成了歌德“家庭”中的一员，当然这是就最远的意义、就古罗马的意义而言。歌德的旋律幽灵般一缕缕地掠过与看管人的孩子愉快地一起度过的时光，掠过夏季歌德花园古老的爬满青藤的墙内那绿叶环抱、玫瑰簇拥的晚上。他在这里，这个有着国王般威严的老人，他无隐无形地就在这里！魏玛的其他纪念地，包括与歌德有关的在内，他们参观得不很多。戈尔塔的经历总是有缺陷的，总是只抓住个别的，对这个别的当然怀着爱的紧迫性探根究底；然而永远做不到完善。这也很容易转而用有模式可套的赞扬来归纳：一种紧张积极的、不追求面面俱到的生活。但是戈尔塔不曾感到这是优点，而认为是自己的弱点，是缺陷，他也无力全面地抓取，假如他在某人身上看到这种无漏洞的经历或强有力的朝这个方向做出努力的现象，他对此入的钦佩便会无以复加。从他的一些话中可以看出；他把克里斯朵夫（也许不完全对）看成是这么一个杰出的人。无论如何，他们互相补充，达到了最融洽舒适的境界。在魏玛度过这些日子后他们将分手，这使他们感到有些痛苦。克里斯朵夫回家去，里查德还要去哈尔茨山的一个自然疗养院。在那之前，他们还将一起乘坐一段火车。在铁路岔路口的火车站上，克里斯朵夫突然热血沸腾地拥抱朋友，吻了他（仅此一次），轻轻地吻在脸颊上。回家后，他们无日不见面，至少要匆匆说几句话。在有的星期里，他们一个下午接着一个下午一同在那美好而古老的布拉格平民游泳学校中度过，在秋天栗子树下那些晒得滚烫的木板上，在已经有点儿凉的莫尔道河水中。对职业的忧虑，关于家庭、关于最初的艳遇——他们无所不谈。

魏玛之行的重要性还在于经过了莱比锡，在那里我把弗兰茨引荐给恩斯特·罗沃特和库尔特·沃尔夫，他们当时共同领导着罗沃特出版社。因为在我心里早就燃烧着一个愿望，让我的朋友出一本书。弗兰茨对我这愿望内心很矛盾。他愿意——却又不愿意。有一段时间拒绝的想法占上风，那是在他回到布拉格后，面临着将那些他认为可以付印的散文小篇章从手稿丛中，即从日记中找出来，并作最后的修饰的任务，他疑虑重重，在《格林》中查找根据，由于对标点符号规律和正字细节没有把握而产生了绝望。该出版社在看了我送到莱比锡去的样篇后，从一开始（那是走运的年头！）就表示愿意接受，问题仅仅取决于弗兰茨何时将最后看的定稿寄去。而他执拗得要命，觉得他写的东西一无是处，觉得把过去的“毫无价值的”文章汇集起来妨碍他写出较好的作品来。但是我再也不放松了。卡夫卡的日记是他反抗我的见证，然而反抗无济于事。这本书必须完成，而且也完成了。当弗兰茨根据自己认为值得的选出来的这个集子显得小得可怜时，这家出版社决定把《观察》（这就是这本书的名字）用一种不同寻常的大号字体来排。这本书有九十九页，只编号印刷了八百本，这在今天是罕见的，在本首版书以其硕大的字体颇类古代的感恩刻板。通过这个罕见的偶然现象（据叔本华的思想已不再具备偶然性），这些伟大的散文的最核心的性质被表达得再好不过了。于是在那非同寻常的年代，由于那与世界上恶的力量至少能够抗衡的善的力量的推动，弗兰茨的反抗被克服了，并转入了好转的方向。顺便提一下，卡夫卡在此一年前同我相似地闹了一场。我坚持要实行在卢加诺制定的写《里查德和萨姆埃尔》的计划。我们开始了，但很快就停顿了。我不放弃，直至写出值得一提的一段。其中一部分1912年发表在维利·哈斯编纂的《赫德之页》上（见短篇小说集236页）。后部分将表现的是：友谊陷入了像爱情关系中那样的动摇和麻烦——这两个朋友在旅行中互相非常气愤，他们的对立将加以突出，直至在潮湿而有霉气的、炎热过度的美兰（我在那里几乎声泪俱下地请求弗兰茨，假如我死在异国他乡，一定要在我心口刺一刀再埋葬我）.共同面临霍乱的威胁，他们以往的友情才重新燃烧起来，放出耀眼的光华。“旅行以这两个朋友将他们的能力集中用到一种新的，独特的艺术行动上而告结束。”这句话写在发表了的这一章前面的注中。这两个朋友当然不是照原型描下来的，尤其萨姆埃尔不是，他应该是个实际、富有和无依赖性的人——但是我们打算主要把卡夫卡的特性和旅行笔记用在里查德身上，把我的用在萨姆埃尔身上（有时也可反过来）。这个主意使我们感到其乐无穷。对这个工作弗兰茨也取抗拒态度（可参照他于1911～1912年间的新年前夕写的日记），然而我毕竟成功地在一段时间内促使他同我一起干。那时他适应了有规律的写作时间，克服了内心的障碍，奋力摆脱了一个枯竭的时期——就在我们写《里查德和萨姆埃尔》时，他自己的日记也开始更丰富地涌流，——写《里查德和萨姆埃尔》）这一工作有时也使他高兴，不过是偶然的；而他对自己的结束使他产生了这种思想：席勒所要求的“化感情为个性”在他身上正在发生。于是他的创作开始大起大落，直至在1912年9月22至23目的夜里一口气写下《判决》，从而最终完成了突破。卡夫卡在日记中震惊地描写了这个夜晚——我相信，这段自我描述将永远是认识真正的艺术家是怎么回事的重要文献。“只有这样才能写作，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此彻底他身心敞露。”与此同时，他对逼得他无可奈何的挣钱职业给予最尖锐的批评，但没有谴责。发生这个突如其来的突破的契机是一个柏林姑娘的来访，她是F.B.小姐——一与她的关系笼罩弗兰茨的生活达五年之久。“当我8月13日到勃罗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