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怨自己。所以他对自己的审判严格之极。在他的作品中处处有法官的座席，处处宣告被执行判决。《变形记》——那个不完美的人，被卡夫卡贱化为动物，贱化为昆虫。更可怕的是，他让动物（《致科学院的报告》）向人类靠拢，但这是怎样一种人类，这是一种化装，是揭去人类假面具的化装。

但是这还是不够！人在他笔下还得更深地坠落——这里只有“不成功便成仁”——，假如他不能升天到达上帝身边；假如父亲判决了他；假如与原始道德的完全结合，进入“法”的企图遭到一个强壮的守门人的阻止；或者是这样——这个人没有勇气把这守门入推开；假如垂死的天子的“圣旨”永远传不到你这儿——好吧，于是你就变成了一个没有用处的东西，既非有生命又非无生命，变成一个纱蕊，作为“天堂之父的忧虑”不停不息地上楼下楼。“你叫什么来着？”——“奥德拉德克”（这与一系列意为“背叛者”的斯拉夫语词汇有谐音亲缘关系，对民族的背叛，洛德，对建议、对上帝造世决定的背叛，拉达）。“那么你住在哪里？”

“飘游不定。”——从这里可以明白，卡夫卡除了写共同的人类悲剧外，尤其注重写他那不幸的民族，写那无家可归，幽灵般晃荡的犹太民族，写这没有形象，没有四肢的躯体。

在这方面无人像他这样不吝笔墨。但是在他的书中却从未出现过“犹太人”一词。

1913年5月，描写美国的长篇小说（在他身后才发表）的第一章《司炉》发表。这回弗兰茨与出版社进行商议没有外加因素，也没有我的促进。我在此援引后来的一封信，它表明了弗兰茨·卡夫卡同他的出版者库尔特·沃尔夫之间的特殊关系，这一关系对作者和出版者来说都是莫大的荣誉。这一关系也值得被冠以具有独特的光辉之誉。库尔特·沃尔夫写道（1921年10月3日）：尊敬的、亲爱的卡夫卡先生！

两周前我偶然在莱比锡碰到来自布拉格的路德维希·哈特，并同他一起由莱比锡前往柏林。乘车途中，路德维希·哈特向我叙述了他在布拉格的报告晚会时，谈到与您在一起给他带来的欢乐。与路德维希·哈特的谈话促使我再一次直接向您报告我活着的讯息。我们间的信件往来是稀疏的、少得可怜的。我们与之有联系的作者中没有一个像您这样难得向我们提出愿望和问题，没有一个给我们这样的感觉，他们对发表了的作品的外界命运像您那样不在乎。显然，出版者应该每隔一段时间告诉作者，作者对他的书的命运漠不关心并不能影响出版者对出版物的高质量的相信和信赖。我真诚地保证，我内心对您和您的作品是那样地入迷，那样地牵肠挂肚，我个人对我们所代表和诉诸公众的作家中持这种关系的顶多不过两三个人。您不能将您的书通过我们所取得的表面成绩用作衡量我们推销工作的尺度。您和我们都知道，通常正是那些最佳的、最有价值的东西不能马上，而是一段时间以后才获得共鸣，而且我们对德语读者各阶层抱有希望，相信他们有朝一日会产生与这些书相应的接受能力。但愿您能给我们机会，让我们以实际行动来证实那使我们与您、您的创作联系在一起的不可动摇的信赖，请您将别的书继续交给我们出版，这将给我带来莫大的快乐。不管你决定寄什么给我们，您寄来的任何手稿我们都欢迎，并怀着爱和细心排成书出版。假如今后您除本短篇散文集外，能交给我们一个自成结构的、较大篇幅的短篇小说或长篇小说（我从您自己这儿和马克斯·勃罗德那儿得知，有许多这类手稿已接近完成或已全部完成），我们将特别感谢地欢迎。再说，按照常规，人们对一个自成结构、范围广泛的散文作品要比篇幅短小的散文集子要易于接受。这种对读者的估计是平庸的、没有意义的；然而却是事实。这样一种规模较大的散文作品将获得的反响会得到广泛的传播，远远超过我们至今所达到过的；而这么一本书的成就有可能提供对先前发表过的东西作更有活力的宣传的可能性。

亲爱的卡夫卡先生，请您满足我的奢望，告诉我，我们在最近的将来是否有希望获得，获得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