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在案的仅仅还有一次在布拉格的托因贝大厅朗诵克莱斯特的《米歇尔·科尔哈斯》）。他这番报道却是以写在括弧中的、仿佛从深深的背景中道出来的话结束的：“我的父母不在那里。”

卡夫卡父母家中的情况与普鲁斯特家里的情况有一些相似之处（见列昂·彼埃尔一昆特：《马塞尔·普鲁斯特，他的生活和作品》）。“他父亲每天一大早离开家，几乎与儿子不打照面。”而他母亲则是个“和蔼可亲的女人，…她对他很关心，总是原谅他的任性，原谅他习以为常的草率马虎态度。”——倘若探讨一下父母教育的共同特点，也许会找到两位作家世界观相近与文风相近的共同根源，他们俩生活在同一个时期，互相间却从未听说过——这将使那些喜欢分门别类的观察家们重新陷入世界之杂乱的昏暗之中。描述的特别细密准确，即对细节的爱好（我欲称之为“填密写作”），还有被卷入家庭的魔法漩涡中，自然还有种族（普鲁斯特的母亲是犹太人）甚至际遇的某些相似之处，所有这些都诱惑人对他俩加以对比，当然，普鲁斯特所处的世界都市环境与卡夫卡所处的小市民的布拉格导致他们的发展道路出现根本性的分岔。

对于诸如普鲁斯特、克莱斯特、卡夫卡这样的情况，终其一生不能脱离童年的印象，不能脱离家庭和家庭传统的控制力，可以用精神分析学关于无意识的恋母情结与无意识的恨父的模式来笼套。然而对天真幼稚行为的依附则完全可以（我无意否认精神分析学解释有关重要主题的同样有效性）作简单一些的解释：父母是孩子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必须与之进行的是第一次反抗；同他们的讨论是一生中后来所有斗争的模式。——人投入了与生活和世界的决斗。第一场战斗：与父母。然后生活带来其他斗士：同学、老师、其他公民、观众、不可解释的反对男人的妇女世界。尽是敌人——至少可以说尽是对手，很难从他们中间找出善意来（这种“找出”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种战斗，一种迫使人采取的行动，一个任务，一场生活考核）。人和战士是怎样通过第一场战斗的，已经指点着未来，可以视为未来的象征，倘在回顾者眼里那生活的开端真的恍若他生活的后来阶段以至生活整体的雏形或代表，也是完全在情理之中的。精神分析学认为，人对上帝的想象是不由自主地产生于对父亲的交往之中的（也就是说上帝是根据父亲的形象塑造的），可是反过来的可能性（第一个指出这点的是海因茨·波利策）同样不可排除：善感的人，如卡夫卡，正是通过对上帝的交往（或者如我在此试着指出的这么说：通过在年龄成熟一些后与面对面而来、面对面斗争的世界整体的交往）丰富了、扩展了对“父亲”的想象，使之形象丰满。

“噢，假如我知道回去的路，知道那返回童年时的可爱的路该有多好啊，”克劳斯·格罗特一布拉姆斯这样歌吟。这种渴望在一般人心中可能仅仅是一闪即逝的插曲，也许作为一个劳动后的疲劳现象出现，——这里却存在着一个问题：难道说疲倦的人比为虚荣或为生活之必需劳碌不息的人要诚实一些吗？除了这种插曲式的“返回童年”思想，也还有真正的童真幼稚，青少年时期的经历制约着毕生命运的思想，有的人一辈子也无法摆脱其制约。

孩子信赖父母，也希望父母信赖他。这一点正是最早的影响人的心灵的重大冲突之一的导火线。世界提供的往往不是相互间的信赖，而是全然不同的东西：斗争、战斗。——这第一次冲突（同父母和家庭），被多么认真、多么火热地感觉着，可以在一个典型童稚的作家—一克莱斯特——的经历中找到出色的例子。一个问题无时无刻不在他脑海中盘旋：家里（扩展了的父母结构）对我的所为所求会怎么说？他们会信赖我吗？一方面是认为荣誉只存在于战时壮举和行政能力中的老式普鲁士家庭，另一方面是温顺的、感情丰富的、情绪不稳定而又偏偏为最高尚的伦理原则所奴役的作家，克莱斯特与他家庭的差异大得惊人。他知道，他的诗和剧作在家里人眼中不外乎是不守纲伦的邪门歪道，毫无价值可言。——卡夫卡以特别的投入阅读克莱斯特的书信，将那些证明克莱斯特家庭将那位作家视为“人类社会中一个毫无用处的、不值得再给予任何同情的一员”片断抄录下来，并以意在言外的嘲讽口气写道，那个家庭在克莱斯特一百周年忌日将一个花圈献在墓旁挽联上写着：“献给家族中最优秀的人”

这位坚强的人一般总是耸耸肩膀，带着那么点轻蔑，他看待那些多愁善感的人，看他们如何强烈地期待着能够证明自己的能力，期望他们自身、他们内心最深处的实质能得到家庭的承认，换来家庭的信赖和坦诚相待，然而却由于家里无人理解他们而精神崩溃。坚强的人在发展道路上很快就会到达某一点，在那里他们对自己说（或许有理，或许无理）：真是的，这个家庭是无可教诲、无可救药的了。可是世界是广阔的。还有其他单位团体，我将向它们显示自己的存在，家里那伙人怎么看我关我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