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出…”

一小片平滑而空洞的木头可以解读许多道理，令忽必烈惊奇不已；马可波罗已经在谈黑檀木森林，谈载运木头顺流而下的木筏、码头和倚窗伫立的妇人…

从我写下这页文字的那一刻起，我清楚地了解我对精确的追求分成两个方向：一方面将次要的事件化约为抽象的类型，据以执行操作及解说定理；另一方面，藉由文字的经营，尽可能精确的呈现事物可感知的层面。

事实上，我的写作总是会面临两条途径，分别代表两种不同的知识。一条途径进入无形无状的理性思维的心智空间，在其中得以探索辐聚的直线、投影、抽象形状、作用力的向量。另一条路径则通过挤满物体的空间，并借着在白纸上填写黑字来尝试创造出一个等同于那个空间的文字，极其谨慎而辛苦地努力使写下来东西呼应未写出的，符合可以言说和不可以言说的综合。这两种追求精准的不同动力都将永远无法完全兑现，因为“自然”语言总是说出比形式化的语言所能说的更多——自然语言总是含有相当数量的杂音，对讯息的本质造成影响，另一种则是因为：在呈现我们周遭世界的稠密度和连续性时，语言总是显得有所不足，零碎而不完整，说出来的比起我们能够体验的综合总还要短少。

我不断地在这两条路径之间来回变换，当我感觉到自己已经充分探索了其中之一的可能性，便赶紧冲到另一条路上，反之亦然。因此，过去几年以来，我改变了铺设故事架构的练习，改为从事描述的练习——这是当今甚受忽略的一门艺术。就像一个学童在作“描述长颈鹿”或“描写星空”的家庭作业一样，我努力的在笔记本上填写这一类的练习，并用这些材料写了一本书。那就是《巴罗马先生》（Mr。Palomar），英语翻译本最近出版。那是一种日记，处理最细微的知识问题、与世界建立关系的方法、以及在运用沉默与语言方面的满足与挫折。

我在这一类的追寻过程中，心中一直铭记着诗人的实践。我想到威廉斯，他描写樱草的叶子写得那么细致，我们可以看见花朵系在它为我们描绘的叶子上方，因而赋与这首诗那种植物的细致。我想到慕尔（MarianneMoore），她在描绘有鳞的食蚁兽、鹦鹉螺、和其它一切动物寓言里的动物时，把她从动物学书籍得到的信息，融入象征性和寓言式的意义，使每首诗都变成一则道德寓言。我也想到了蒙塔列，他的《鳗鱼》（“Languilla”）一诗可说是综合了前面两种成就，这首诗只有一个非常长的句子，形状像一条鳗鱼，追索了鳗鱼的一生，使鳗鱼变成一个道德象征。

最重要的是我想到了邦奇，他藉由短短的散文诗创造了个当代文学中独特的文类：在他的学童“练习簿”中，他开始练习组织文字，以作为世界外貌的延伸，并尽力一连串的实验、草拟、和逼近的过程。对我而言邦奇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大师，因为在《事物的目的》的简短作品，以及他类似的其它书中，他借着讲一只虾子、一只鹅卵石、或一块肥皂，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与语言搏斗的最佳范例：说明如何迫使语言成为事物的语言，自事物出发，回返我们身上时有所改变，含带着我们加诸在事物上的一切人性。邦奇宣称的企图是：藉由他可以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鲁克瑞修斯（Lucretius），以不可思议、细如粉末的文字重新建构了这世界的物理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