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妻子的视线投向她们的时候，她们又频频颔首，或者挥动笤帚，鼓励她继续向那蚂蚁人开火。我避免介入。我应该如何是好呢？当然不能像妻子那样出言不逊，更不能对节节败退的包迪诺大打出手，我妻子的这通脾气已经够他受的了。但我也不应该劝妻子息怒，因为我不想袒护包迪诺。我妻子越来越愤怒，刚嚷了句“您在坑害我的孩子！”便一把揪住他的衣领使劲摇晃。我怕他们打起采，正想奔过去把他们拉开时，忽然发现包迪诺先生并不还手，只是用越来越像蚂蚁的动作转动了几下身子，挣脱了她，滑稽地跑开了。他在不远处停下，理好衣服，耸耸肩，嘟哝道：“什么哟…谁会那样…”然后便走开了。临走前，他朝小木屋里的居民们摆了几下手，意思似乎是“她发疯了”我妻子朝他扑去时，小木屋里的居民们发出一阵含混不清的喧哗声；那人挣脱后，喧哗声随之沉寂；而等那人离开了这里，人们看着他的背影，又开始纷纷议论起来。这回她们讲得很清楚，每句话的意思都很明白：不是抗议或威胁，而是抱怨，表示同情，以及提出要求。她们的声音很响，仿佛是在发表一篇自豪的宣言：“我们会被蚂蚁活活咬死的…床上有蚂蚁，菜盘里有蚂蚁…白天有蚂蚁，夜里有蚂蚁…我们本来就吃不饱，可是还得喂蚂蚁…”

我拽过妻子的手臂，但她还不时扭过身去喊道：“没这么便宜！

我们知道谁是骗子！我们知道应该找谁算账广她还讲了另外一些怒气冲冲的话。这时已经没有人附和她了：我们从那些小木屋门前经过时，家家户户立即关上门窗；邻居们宁愿和蚂蚁和平共处，她们不想招惹是非。

回家的路上冷冷清清，这其实也在我的预料之中。尽管如此，看到女邻居们的那种表现，我实在感到痛心。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愿看见那些只会口头上到处抱怨深受蚂蚁之害的女人。我一辈子也不会像她们那样耍两面派手法。我倒想仿效毛罗太太，独自关在家里，高傲地忍受痛苦。不过，她是个阔老，而我们一贫如洗。我找不到出路，想不出法子，不知道怎样在这个城镇里继续待下去。但我认为，我的熟人中间，以及不久前我还觉得比我有能耐的那些人中间，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想出了办法，或者即将想出办法。

我们到了家。孩子还在吮吸着他的玩具。妻子坐到椅子上，我打量着爬满蚂蚁的土地和篱墙。雷吉瑙多先生的花园里有人在喷驱蚁粉，一股粉尘在篱墙那侧冲天而起。右边是上尉家那个浓荫铺地、静谧安宁的花园，各种精巧的装置正在不断地消灭蚂蚁。这就是我的新居所在的城镇。我抱起孩子，挽着妻子说：“我们去遛遛，一直走到海边去。”

太阳已偏西。我们沿着林阴大道和傍山小路朝前走。老城的一角还沐浴着阳光，那边的房子由灰色的海泡石砌成，窗棂上抹着灰泥，屋顶长满青草。这个城镇呈扇形展开，房屋依山而筑。山坳间空气清新，大地这时染上了紫铜色。孩子回过头去，不胜诧异地浏览着这一切。我们也部分受到了他的感染，觉得颇为新奇。生活中的某些时刻是很甜蜜的，我们似乎接近了这种时刻，心头的伤口也仿佛渐渐愈合了。

我们碰见了几个老太太。她们头上垫着个草垫圈，上面顶着一个大篮子。她们低着头向前走，腰板挺得笔直，身子从不乱晃。一群裁缝姑娘跑出修道院的花园，奔到池边，伏在石栏上看着水中的一个蟾蜍；她们说：“唉，真可怜！”栅门后边的一株紫藤下，几个身穿素白衣裳的小女孩在逗弄一个玩汽球的瞎子。一个光着上半身、蓄着大胡子、留着披肩发的小伙子手持木叉，在一株长满又长又白的树刺的老树下够刺梨。一户殷实人家中的几个小孩神情悒郁，每人戴副大眼镜，在窗前吹肥皂泡。铃声骤然响起，收容所里的老人该回房了：他们拄着拐棍，戴着草帽，一边喃喃低语，一边依次踏上台阶，走进寝室。两个工人在检修电话线，在下面扶梯子的那位对在电线杆上干活的伙伴说：“下来吧，该收工了，我们明天把它干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