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

“我看我该走了吧，”我对上校说，站起身来。

“我想你已经听说那个流氓把她甩了的事吧，”他一下子爆发出来。

我踌躇了一会儿。

“你知道人们怎样爱扯闲话，”我说“有人闪烁其词地对我说，这里出了点儿事。”

“他逃跑了。他同一个女人跑到巴黎去了。他把阿美扔了，一个便士也没留下。”

“我感到很难过，”我说；我实在找不到别的什么话了。

上校一口气把威士忌灌下去。他是一个五十岁左右的高大、削瘦的汉子，胡须向下垂着，头发已经灰白。他的眼睛是浅蓝色的，嘴唇的轮廓很不鲜明。我从上一次见到他就记得他长着一副傻里傻气的面孔，并且自夸他离开军队以前每星期打三次马球，十年没有间断过。

“我想现在我不必再打搅思特里克兰德太太了，”我说“好不好请你告诉她，我非常为她难过？如果有什么我能做的事，我很愿意为她效劳。”

他没有理会我的话。

“我不知道她以后怎么办。而且还有孩子。难道让他们靠空气过活？十六年啊！”“什么十六年？”

“他们结婚十六年了，”他没好气儿地说。“我从来就不喜欢他。当然了，他是我的连襟，我尽量容忍着。你以为他是个绅士吗？她根本就不应该嫁给他。”

“就没有挽回的余地了吗？”

“她只有一件事好做：同他离婚。这就是你刚进来的时候我对她说的。‘把离婚申请书递上去，亲爱的阿美，’我说，‘为了你自己，为了你的孩子，你都该这么做。’他最好还是别叫我遇见。我不把他打得灵魂出窍才怪。”

我禁不住想，麦克安德鲁上校做这件事并不很容易，因为思特里克兰德身强力壮，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但是我并没有说什么。如果一个人受到侮辱损害而又没有力量对罪人直接施行惩罚，这实在是一件痛苦不堪的事。我正准备再作一次努力向他告辞，这时思特里克兰德太太又回到屋子里来了。她已经把眼泪揩干，在鼻子上扑了点儿粉。

“真是对不起，我的感情太脆弱了，”她说“我很高兴你没有走。”

她坐了下来。我一点儿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不太好意思谈论同自己毫不相干的事。那时候我还不懂女人的一种无法摆脱的恶习——热衷于同任何一个愿意倾听的人讨论自己的私事。思特里克兰德太太似乎在努力克制着自己。

“人们是不是都在议论这件事啊？”她问。我非常吃惊，她竟认为我知道她家的这件不幸是想当然的事。

“我刚刚回来。我就见到了柔斯·瓦特尔芙德一个人。”

思特里克兰德太太拍了一下巴掌。

“她是怎么说的，把她的原话一个字不差地告诉我。”我有点儿踌躇，她却坚持叫我讲。“我特别想知道她怎么谈论这件事。”

“你知道别人怎么谈论。她这个人说话靠不住，对不对？她说你的丈夫把你丢开了。”

“就说了这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