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了，”托斯笑过以后说“我想想吧，过几天我们还能碰碰吗？”

似乎是要报偿他的决定，编辑说：“你写的那篇俄狄浦斯的文章真是妙。”

编辑刚刚已经说了，有些人同意赦免政治犯，却又提千万条理由来反对在请愿书上签名。在他看来，他们的理由只是许许多多的借而已，都是怯懦者的烟幕弹。那托乌斯还能说什么呢？

“什么时候都可以，”编辑说“不幸的是，请愿书等不了，我们打算明天就将它递主席。”

“拿来吧。”他接过那张纸。

“没有什么要想的。”儿的话虽然咄咄人，语调却近乎祈求。现在，他们双双对视着，托斯注意到孩全神贯注时上嘴的左角微微翘起，这正是自己平常从镜里看胡须是否刮净了时，在自己脸上看到的一表情。从其他人脸上发现这一，使他到不安。

从孩童时代起，托斯就把“拯救”这个词与一样东西相联系，只与这一样东西相联系：医药。文章如何能够救人？这两个人极力要使他接受的，就是要把他整个一生归结为单是一个关于俄狄浦斯的小小观，甚至归结得更少一些：冲著当局吐一个简单的字“不！”

试想你有一条断臂移植在别人上，试想那人就坐在你对面，用你的手臂冲着你打手势，你一定会死死盯着那手臂如同见了鬼。即使那是你自己的、心的手臂，它接你的可能想必会使你魂飞魄散！

儿把笔递给他，又加上一句：“有些思想，象炸弹一样有力。”

“也许它救了人，也许它没有，”他说（声音仍是冷冷的，虽然自己也许没有意识到）“但作为一个医生，我知我救过几条命。”

“明天？”托斯突然想起那位递给他声明书的胖警察，与这位大下编辑没什么两样，人们都是试图让他在一份不是自己写的声明上签名。

你还没有在两千字宣言上签名吗？”或者说：“你在两千字宣言上签过名吗？”或者说：“你的意思是你不愿意在赦免请愿书上签名吗？！”不论这个士兵怎么说，反正是在威胁。

当父母与自己的孩在一起度过孩的童年时，他们会慢慢习惯这相似，他们会觉得这些太平常了，如果他们中断这相似以后再回想到这些，或者还会觉得有趣。但托斯有生以来是第一次与儿谈话！他还不习惯与自己这张不相称的嘴面对面地坐在一起！

编辑的赞许使他兴，但儿于的比喻使他到不自然而且不适当：“不幸得很，受害者就我一个，”他说“多亏了这些思想，我再也不能给我的病人手术了。”话语听起来很冷，甚至有敌意。

他终于用笑声打破了沉默，指着墙上的宣传画：“有这个当兵的我，问我签还是不签，我不可能想清楚了。”

编辑显然是希望缓和这不协调的语气，带有歉意地说：“可是，想想吧，你的文章拯救了所有的人！”

于是，三个人又笑了一阵。

“你不站在受迫害的一边吗？”他儿补充说。托斯突然明白了，他们所演的这一幕中，要害所在不是政治犯的赦免，而是他与儿的关系。他签字，他们的命运就联系在一起了，托斯多多少少得尽责地与他友好；不签字呢，他们的关系就会象以前一样不存在。不取决于儿的意志也不取决于他的意志，儿会因为他的懦弱而拒绝承认他。他在一棋场败局的境地，—无法回避对方的将军，将被迫放弃这一局。他签与不签都没有丝毫区别。这对他的生活或者对那些政治犯们，都不能改变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