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叛了革命的理想，明天会被控告曾经有这些理想），蒂伯尔·德利（TIBORDERY，这位布达佩斯屠杀后被监禁的作家有几篇散文我认为是第一篇对斯大林主义所给予的文学的非宣传的伟大回答）。我们世纪最美的花，二、三十年代的现代艺术甚至遭到三次控告：先是纳粹审判，作为ENTARTETEKUNST"颓废的艺术"；然后遭到共产主义审判，作为"异于人民，迎合尖子主义"；最后，遭到凯旋的资本主义的审判，作为"曾沉浸在革命幻想中的艺术"。

苏维埃俄罗斯的沙文，诗化宣传的制造者，被斯大林自己称为"我们时代最伟大的诗人"的那个人，马雅可夫斯基，怎么会仍然是一个诗的巨人、最伟大者之一？他的热情的能力，他的阻碍他看清外部世界的激动的泪水、抒情诗，这个不可触及的女神，是不是命中注定有一天成为残忍的美化者和他们"好心的侍者"？这就是二十三年前，我写《生活在别处》时那些使我走火入魔的问题。小说中的杰罗米尔（JAROMIL），不到二十岁的年轻诗人，成了斯大林制度的狂热走狗。批评界竟然对我的书抱以赞赏，他们在我的男主角身上看到的是一个假诗人，乃至一个坏蛋，这使我感到惊愕。在我眼里，杰罗米尔是一个真正的诗人，一个无辜的灵魂；如果不是这样，我对自己的小说便不会有任何兴趣。那么误解的责任者是我吗？我是不是表达错了。我不信。是一位真正的诗人同时加入（与杰罗米尔和马雅可夫斯基一样）不可否认的恐怖，这是一出丑闻。法国人用这个词来确指一个无法证明是正确的、无法接受的、与逻辑相反却又真实的事件。我们都无意识地企图逃避丑闻，把它们当作没有的事。所以我们更主张说文化界的那些和我的世纪的恐怖相妥协的头面人物，是些坏蛋：但是这并非全是真的，哪怕是为了他们的虚荣，知道他们被人看见，被人瞅着、判断着，艺术家哲学家都十分不安地关心着自己的诚实勇敢，站在善的一方，和在真实一边的问题。这使得丑闻变得更加不能容忍，更加难以猜测。如果我们想在走出这个世纪的时刻不像进入它时那么傻，那就应当放弃这种方便的道德主义审判，并思索这些丑闻，一直思考到底，哪怕它会使我们对于什么是人的全部肯定受到质疑。

但是公共舆论的迎合时势是一种来自于法庭的力量，而法庭在那里不是为了与某些思想消磨时间，它是为了在那里了解审讯。在法官与被告之间，随着时间的深渊日益加深，总是由一次极小的经验来判断一个大一些的经验。一些不成熟的人们判决赛利纳的积习，而且并未意识到，赛利纳作品恰是靠了这些积习，才包含了一种有关存在的学问，如果这些人理解了它，这种学问会使他们更为成熟。因为文化的权力恰恰在这里：它把恐怖质变为关于存在的智慧从而赎救恐怖。如果审判的精神成功地消灭了这个世纪的文化，在我们后面将只剩下对儿童合唱班所歌颂的恐怖的回忆。没有犯罪感的人在跳舞

被（流行地和广泛地）称为摇滚的音乐淹没了二十年以来的音乐环境；在二十世纪恶心地呕吐它的历史之际，摇滚夺取了世界；一个问题缠绕着我：这个巧合是不是偶然？或者在这个对世纪的最后审判与摇滚的兴奋相遇合之中藏有某种意义？在癫狂的嚎叫中，世纪想忘却它自己么？忘却它的那些沉没在恐怖中的乌托邦幻想？忘却它的艺术？这一艺术以它的巧妙，以它徒劳的复杂性，刺激了人民，冒犯了民主。

摇滚是个泛泛之词；所以我更喜欢描写我所想到的这一音乐：人的声音压过了乐器，尖声压过低声；力度没有对比，持续在不变的FORTISSIMO（最强）中，把歌唱变成喊叫；和在爵士音乐中一样，节奏使一个音节里的第二拍加剧，但其方式更刻板、更吵闹；它的和声与旋律极为简单，因此而突出音质的色彩，即这一音乐中唯一有创造性的组成部分；前半世纪的老一套里有一些使可怜的人们泪流而下的旋律并激起马勒和斯特拉文斯基用音乐去嘲讽；而这个所谓摇滚的音乐却免除了情感性的毛病；它不是情感的，它是狂热的，它是兴奋的一刻的持续；既然兴奋是从时间中夺来的一刻，一个没有记忆的短暂一刻，被忘却所包围的一刻，旋律的主题没有空间来展开自己，它只是重复，没有进展，没有结论（摇滚是唯一的"轻"音乐，其中旋律不占主导地位；人们不去哼唱摇滚的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