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站在野蛮的一边，"他的音乐并不与牺牲者认同，而是与破坏性的决策机构相认同"（我想：为什么要用"认同"这个动词？阿多尔诺怎么能知道斯特拉文斯基"认同"与否？为什么不说"描绘"、"绘制一幅肖像"、"形象表现"、"重现"？回答：因为只有与恶认同是有罪的，并可以使一场审判合法化）。

从来我都深深地激烈地憎恨那些想在一件艺术品中找到一种态度（政治的、哲学的、宗教的，等等）的人们，他们不是去从中寻找一种认识的意图，去理解，去捉住现实中的这个或那个外观。音乐，在斯特拉文斯基以前，从未善于把一种伟大的形式赋予野蛮的仪式。人们过去不会音乐式地去想象它们。这就是说：人们过去不会想象野蛮的美。没有它的美，这个野蛮仍会是不可理解的（我要强调：为了彻底地认识这种或那种现象，应当理解它的美，真实的或潜在的）。说一个血淋淋的仪式具有一种美，这便是丑闻，无法忍受，无法接受。然而，不理解这个丑闻，不去走到这丑闻的尽头，对于人我们便理解不了什么。斯特拉文斯基给野蛮的仪式赋予一种强烈的具有说服力的音乐形式，但它不说谎；让我们来听《祭》的最后一段，牺牲的舞蹈：恐怖没有被变换掉。它就在那里。它仅仅是被表现吗？它没有被揭露吗？但是如果它被揭露，也就是说被剥夺了它的美，在它的丑陋中被表现，那就成了一种作弊，一种简单化，一种"宣传"。正因为它是美的，所以杀害少女才如此恐怖。

如同他曾作过的一幅弥撒的描绘，一幅集市节日的画《彼德鲁什卡》，斯特拉文斯基在这里作的是野蛮的兴奋状的描绘。其意义更在于他始终明确地宣称他是阿波罗原则的拥护者，是酒神狄俄尼索斯原则的敌人：《春之祭》（尤其是它的仪式舞）是酒神狄俄尼索斯式兴奋的阿波罗式描绘，在这幅画里，狂喜如醉的因素（好战的节奏打击，若干个极短、多次重复、从未展开并近似叫喊的旋律主题）被改造成伟大的细腻的艺术（比如节奏，尽管它的好战性，在不同拍的快速交替中变得如此复杂，以致它创造了一种人为的、非真实的、完全风格化的节拍）；然而，这幅野蛮的描绘画所具有的阿波罗美并不遮掩恐怖；它让我们看见，在兴奋的最底层所有的只是节奏的强硬、打击乐的严厉的击拍、极端的无感性、死亡。移民的算术

一个移民的生活，这是一个算术问题：约瑟夫·康拉德·科泽尼约姆斯基（JOSEPHCONRADKORZENIOMSKI），以笔名约瑟夫·康拉德（JOSEPHCONARAD）出名，曾在波兰生活17年（可能在俄罗斯与他的被驱逐的家庭在一起），剩下的他的生命，50年在英国（或在英国的船上）。因此他得以把英文作为他的写作语言，并把英国作为他的主题。只有他的反俄的过敏症（啊！可怜的纪德！他无法理解康拉德对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谜一般的憎恶）保留着他的波兰性的痕迹。

波休斯拉夫·马提努（BOHUSLAVMARTINU）在波希米亚一直生活到32岁，之后的36年，在法国、瑞士、美洲，然后又在瑞士。对古老祖国的乡愁始终反映在他的作品中，他一直宣称自己是捷克作曲家。然而，战争以后，他却谢绝了从那边来的邀请，按照他的特别意愿，他被葬在瑞士。1979年，他的祖国的代理人们却嘲弄了他的遗愿，在他死后20年，抢去了他的尸骨，将其郑重地安置在他的故乡的地下。

贡布罗维茨在波兰生活35年，阿根廷23年，法国6年。但是，他只能用波兰文写他的书，他小说中的人物也是波兰人。1964年，住在柏林期间，他被邀请到波兰。他犹豫，最终还是拒绝。他的遗体在旺斯（VENCE）火化。

纳柯博夫在俄罗斯生活20年，在欧洲21年（在英国、德国、法国），在美洲20年，瑞士16年。他把英语作为他的写作语言，但是主题中美国要少一些；在他的小说中，有许多俄罗斯人物。然而他却毫不含糊并一再强调，声称自己是美国公民与作家。他的遗体安息在瑞士的蒙特洛（MONATREU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