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作品都会付诸随意的判断和迅速的忘却。然而，拉什迪的情况却表明（如果还需要一个证明的话）这样的思索已经不再。文艺批评，无形之中，无辜地，随着事物的力量，随着社会的新闻界的演进，自己变成了一种简单的（通常是聪明的，永远是匆忙的）关于文学时事的信息。

就《撒旦诗篇》来讲，文学时事是对一位作者判处死刑。在这一或生或死的情况下去谈艺术几乎成了无谓之谈。的的确确，当着重大原则受到威胁时，艺术代表什么呢？因此在世界各地，所有的评论都集中在原则问题的争执之上：言论自由；捍卫它的必要性（事实上人们捍卫了它，人们曾抗议，并曾签名上书）；宗教，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与此同时，也有这样的问题：一位作家是否有道德上的权利去亵渎或伤害信教者？甚至有这个怀疑：拉什迪攻击伊斯兰教是否仅仅为了给自己作广告和出售他那本无法让人读懂的书？

带着一种令人不解的一致性（在世界各地我都发现有同样的反应），文人、知识分子、出入沙龙的人们对小说摆出一副貌似高雅的姿态。这一回他们决定反抗任何商业的压力，拒绝阅读在他们看来成为爆冷门的简单对象。他们签署了所有支持拉什迪的请愿书，同时认为带着一种风度时髦的微笑说这样的话更为风雅："他的书么？噢没有没有，我没有读过。"政治人物乘机抓住这一有趣的、他们不喜欢的小说家的"失宠"。我永远忘不了他们当时表现的正直的公正："我们谴责霍梅尼的判决，言论自由对于我们是神圣的。但我们并不因此而减少谴责这一对信仰的攻击。这是可鄙的、拙劣的、侵犯人民灵魂的攻击。"

是的，没有人怀疑拉什迪对伊斯兰教进行了攻击，因为只有控告是真实的；书中的文字没有任何意义，它们已不复存在。三个时代的冲击

历史中的独一无二的境况：由于他的出身，拉什迪属于穆斯林世界，这一世界在很大程度上还生活在现代之前的时代。而他写作在欧洲，在现代的时代，或者说，更确切地讲，在这个时代的终结上。

在伊朗的伊斯兰教此时正值远离宗教的温和而走向好斗的神权政治之际，小说的历史，随着拉什迪，从托马斯·曼的好心的教授般的微笑走向从重被发现的拉伯雷式幽默源泉中汲取奔驰的想象。各种反论相汇合，并被推向极端。

从这一点来看，对拉什迪的谴责并非一种偶然，一次疯狂，而是两个时代的再也不能更深的冲突：神权政治讨伐现代，并把它的最有代表性的创作——小说，作为他们的目标。因为拉什迪没有冒犯神圣，他没有攻击伊斯兰教，他写了一本小说，但是这对于神权统治的精神说来，比进行攻击还要糟糕：如果攻击一个宗教（通过一场论战，一次亵渎神圣，一场邪说），神殿的卫护者可以很容易地在自己领地上进行捍卫，用他们自己的语言；但是对于他们，小说是另一个星球，是建立在另一本体论上的宇宙，是一座地狱，唯一的真理在那里没有权力，那种撒旦式的模棱两可使所有的坚定都转换为谜。

让我们强调一下：不是攻击，是模棱两可；《撒旦诗篇》第二部分（即被定罪的部分，它回忆穆罕默德与伊斯兰教起源）在小说里被介绍为吉布利尔·法利什达的一个梦，后来他根据这个梦编导了一部劣等影片，其中他自己扮演大天使的角色。叙事因此而双重地加以对比（先是一场梦，然后是一场劣等电影，遭到失败），不是作为一种断言，而是作为一个游戏的发明。使人不愉快的发明吗？我反对：正是它使我理解了伊斯兰教，伊斯兰教世界的诗，此乃生平第一次。

我们应该这样强调：在小说的相对性世界里，没有恨的位置；如果小说家写小说，为的是清算他的帐（不论是个人的或是意识形态的），那他就注定完全地、肯定地在美学上沉船。阿叶莎，那个年轻的引着带有幻觉的村民走向死亡的姑娘是个魔鬼，同时又颇为诱人，十分可爱（头上总是环绕着到处伴随她的蝴蝶），甚至经常令人感动。甚至在一位流亡主教的肖像上（想象中的霍梅尼肖像），人们也可以找到一种几乎恭敬的理解：西方的现代性被人以怀疑主义的态度去观察，它绝没有被介绍为高之于东方古风；小说"从历史和心理的角度去挖掘"旧时代的圣书，同时它也表明在何种程度上这些圣书由于电视、广告、消闲工业而被削减价值；那么批判当代世界轻浮性的极左分子人物是否至少赢得作家的无保留的同情呢？不。他们可悲可笑，与周围环境的轻浮可笑一个样子；没有人正确，也没有人在这个盛大的相对性的狂欢节即作品中完全错误。

那么在《撒旦诗篇》中，是小说的艺术本身被加之以罪。所以，在这个让人难过的整个故事里，最为令人难过的不是霍梅尼的判决（它是一个残酷的，但又是逻辑前后一致的结果），而是欧洲在捍卫和阐明（耐心地向它自己和别人阐明）最欧洲式的艺术，即小说的艺术方面，换言之，在阐明和捍卫它自己的文化方面的无能为力。"小说的孩子们"放弃了使他们得以形成的艺术。欧洲，"小说的社会"，自暴自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