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她的简朴，她的希望。

透过那扇百叶窗看出夜幕降临了。嘈杂声又喧闹起来，变得更加响亮、刺耳。淡红色的路灯亮了起来。

我们从屋里出来。我又重新戴上那顶饰着黑色绸带的男帽，穿上那双金丝皮鞋，涂上深红色的口红，穿着一身绸料连衣裙。我衰老了。我突然间意识到这一点。他看出来了，于是说你累啦。

人行道上，嘈杂的人群熙熙攘攘，络绎不绝，有的慢条斯理，有的匆匆忙忙。我们只好从人群中挤出一条路。这人流象是一群无主的、惹人讨厌的狗，又如一班漫无目的的叫化子东窜西溜。这就是中国的人群。这种人群就是在今天繁荣的景象中也仍然可以看到。他们那种喜欢结伙成群走路的习惯，从来不慌不忙，挤身在那嘈杂的人群中却似乎旁若无人，似乎没有幸福，没有忧伤，也无好奇之心，只知道走路，看不出他们要上哪，只是这儿走走，那儿逛逛，他们孤零零地在人群中，可从来却不感到孤独。

我们来到一家有楼座的中国饭馆，它占了整个建筑物，就象百货商店那么大，里面有许多单间，临街都有阳台或露台。从这些建筑物里传出来的声音在欧洲是不可思议的。首先是餐厅顾客要菜的叫喊声，然后是厨师的高声附和声。在这种高级馆子里，席间本应该是没有人说话的。平台上有中国乐队。我们来到最安静的一层，这是专门供欧洲人就餐的楼层，其实菜单也都一样，只不过这里不那么大声吆喝罢了。这里安有电风扇，墙壁上还有厚厚的隔音板。

我问起他关于他的父亲是怎样发财致富的。他说一谈到金钱，他就觉得没劲，不过我坚持要他说说，他也乐意就他所知的情况跟我叙说。他说最初父亲在堤岸为当地人修建了许多单间住宅，一共建了叁百套。当时有几条街都属于父亲的资产。他操着一口巴黎音的法语，只是语调稍为生硬一点，他一谈起金钱的事自然大方，毫不拘束。他接着说，父亲本来有许多房子，后来都被卖掉，为的是在堤岸城南重新卖地盖房，就连沙沥的水稻田也都被卖掉。我对他提出一些有关流行病的问题。我说由于闹鼠疫，我见过有几条单身住宅的街道全被隔离起来，连房子的门窗都被钉死封住。他说这里瘟疫比较少，因为这里灭鼠运动要比乡下搞得好。他忽然向我吹起那些小单间房子的确点来。说什么它们的确钱要比普通房子低得多，要比那些分散的房子更适合当地人的需要，因为这里的居民喜欢生活在一起，尤其是这些穷苦的居民更是这样，他们都是从乡下来的，所以也喜欢在外面，甚至在街上生活。不应该去破坏穷人的生活习惯。他父亲正好刚刚盖了许多带着临街有骑楼的房子，形成一条条防雨的长廊。这一来，街道就显得更加明亮，更加讨人喜欢。人们喜欢在长廊下面度过白天。逢上天气很热的时候，他们还可以在那里睡觉。我说我也很喜欢在外面长廊里生活，当我小的时候，在屋外睡觉还成了我的理想。我突然间感到有点疼痛。不过很轻微，刚刚能感觉得出来。这是因为心脏的跳动稍有不同，因为他刚刚给我留下的伤口，就是他，这个正在和我说话的人，这个今天下午在我身上寻欢作乐的人。我再也听不见他说什么，我再也没有听他说话。他看出来了，把话收住了。我叫他再说下去。我又重新开始听。他说他很想念巴黎。他觉得我和那些巴黎人很不相同，我远不如她们热情。我说那档房子的生意不见得就能赚那么多钱。他再也没回答我的问题。

在我们相处整整一年半的时间里，我们一直谈论各方面的话题，但从来不谈我们自己，因为我们共同的前途是从来也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因此我们从不谈前途问题。我们只谈论一些类似新闻的消息，似懂非懂，胡扯一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