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是我用理智所无法理解的，只能用信仰去接受，或者说得正确些，是靠了信仰去接受，好比许多别的事情，我并不理解，可是宗教命令我们去信仰它。但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把它划在现实生活的领域以外。至于现实生活，——它不但具有应享的权利，而且本身也给我们加上了极大的责任，——在这个领域内，如果我们想要富于人情，或者归根到底来说，合于基督徒的精神，我们就应该而且必须仅仅只按照经过理智和经验证实，并且由分析的洪炉所考验过的信念来行事，一句话，必须做出有理性的行动，而不能象在梦中和呓语中那样做出无理性的行动，以便不给人造成危害，不折磨人，不伤害人。这才是真正的基督教的事业，而不是神秘的，才是合乎理性的，真正爱人的事业！…”——

注：①拉丁文：“我召唤生者”（席勒的诗句）。

②出自奥斯特罗夫斯基的讽刺喜剧《艰难时世》——

说到这里，从大厅的许多角落里发出了热烈的掌声，但费丘科维奇却甚至连连地摆着手，似乎恳求大家不要打断话头，让他说完。全场立刻寂静下来。演说家继续说下去：

“诸位陪审员，你们以为我们的孩子们，就是在已成为青年，开始懂得思考的时候，也还会不去想这类问题么？不，这是决不可能的，我们也不应该要求他们作这种不可能的克制！眼前摆着一个不值得敬重的父亲，特别在和别个年岁相同的孩子们的值得敬重的父亲相比较的时候，自然而然会在这个青年人的头脑里引起种种痛苦的疑问。对于这些疑问，人家打着官腔回答他：‘他生了你，你是他的亲骨血，因此你就应该爱他。’青年不免会寻思起来：‘难道他生我的时候爱过我么？’他一边问着，一边心里越来越感到奇怪，‘难道是为我而生我的么？他在那个时刻，在也许是被酒刺激得欲火如焚的时刻，他并不知道我，甚至也不知道我是男是女，最多只是把好酒的癖性传给了我，——这就是他的全部恩德。…为什么单只因为他生下了我，但以后一辈子却并不爱我，我就应该爱他呢？’你们也许觉得这些问题是粗暴的，残酷的，但是你不能给青年人的头脑加上办不到的限制，因为‘即使你把自然赶出门去，它也会从窗户里飞进来的。’而且主要的是，主要的是我们不必害怕那些‘枪炮’呀‘老虎’呀之类，应该按照理智和仁爱的要求来解决问题，而不应按照神秘的观念。怎样解决呢？应该这样办：让儿子站在父亲面前，明明白白地问他：‘父亲，请告诉我：我为什么应该爱你？父亲，请你拿出我应该爱你的根据来！’如果这位父亲有力量，能够回答得出，向他提出根据来，那就是真正的、正常的家庭，不只是建筑在神秘的偏见上，而是建立在理智的，负责的，严格合乎人性的基础上。反过来，如果父亲提不出根据，那么这个家庭就立刻完结了。他不成其为父亲，儿子此后也就有充分的自由和权利，可以把父亲看作是陌路人，甚至是仇敌。诸位陪审员，我们的讲坛应该成为真理和健全思想的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