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卢布。这是轻率的，但正是由于轻率的缘故，他深信父亲会付他这笔钱，他会拿到它，因此早晚能把维尔霍夫采娃小姐交付给他的钱从邮局里汇寄出去，还清他的债务。但是检察官无论如何不愿意承认，他会在当天，在刚受过她指责的那一天，从到手的钱里分出一半来，缝进护身香囊。‘他不是这样的性格，不会有这样的情感。’但是他自己却又说，卡拉马佐夫天性广阔，他自己大声宣扬过卡拉马佐夫能同时体察两个正巧相反的深渊。卡拉马佐夫就具有这种两方面的，横跨两个深渊的天性。他即使在感到难忍的酗酒的需要时，如果有什么东西从另一方面打动了他，他也会顿时止步回头的。这另一方面就是爱情，——就是恰恰在那时候象火药一般燃烧起来的新的爱情。为了这爱情，他需要金钱，甚至比起和他的这位爱人一起酗酒的需要来还要迫切得多，哎，还要远为迫切得多！一旦她向他说：‘我是你的，我不要费多尔-巴夫洛维奇，’他就要马上抓住她，把她带走，到那时候他必须有钱才办得到。这比酗酒还重要。卡拉马佐夫不懂得这一点么？其实他正是在为这件事情操心，为这件事烦恼，——因此他把钱分出一半，藏匿起来，以备万一的需要，还有什么不可能呢？但是时间一天天地过去，费多尔-巴夫洛维奇一直不曾把三千卢布交给被告，却听说反而要把这笔款子用来引诱他的情人。他想道：‘假使费多尔-巴夫洛维奇不肯付款，我在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面前岂不是将成为一个小偷么。’于是他产生了一个念头，就是他要走到维尔霍夫采娃小姐面前，把他一直藏在护身香囊里的一千五百卢布交出来，对她说：‘我是卑鄙的人，但不是贼。’这才是他所以把一千五百卢布宝藏着，决不会拆开护身香囊一百一百地掏出来花的双重原因。你们根据什么不承认被告会有名誉感呢？不对，他是有名誉感的，也许是不正确，也许时常有错误，然而这种情感是有的，还十分激烈，而且他已证明了这一点。但是事情复杂起来了，吃醋的痛苦达到了高峰，在被告的发热的头脑里越来越痛苦地呈现出那两个老问题。‘我把钱还给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可叫我拿什么钱来把格鲁申卡带走呢？’他在这一个月内不住发狂，暴饮，在酒店里闹事，也许就因为他心中悲苦，简直无法忍受。这两个矛盾问题最后终于尖锐到了使他绝望的地步。他刚打发三弟去代他最后一次向父亲索取这三千卢布，但没等到回音，就竟自己闯进家里去，结果弄到当着证人们的面揍了老人一顿。这样一来就再也不可能从任何人手里得到款子了，挨了打的父亲是不肯给钱的。就在那天晚上他捶着自己前胸的上部，藏着护身香囊的地方，还对兄弟起誓，他有办法不做卑鄙的人，但毕竟还是会成为卑鄙的人，因为他预感到自己是不会去利用那个办法的，他的意志力不够，性格不坚强。为什么公诉人不相信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那样纯洁、诚恳、不装假、可信服的供词呢？为什么反而要让我去相信钱藏在地板缝里，乌道尔夫城堡的地窖里呢？在同一天晚上，被告和兄弟谈话以后，写了那封倒楣的信，而这封信就成了被告抢劫的最主要、最大的证据！‘我要向所有的人借钱，别人不肯借，我便杀死父亲，从床褥底下拿走他装在系着玫瑰色绸带的信封里的钱，只要伊凡离开了这里。’据说，这简直是完整的谋杀计划，所以杀人的一定是他！‘完全照所写的实行了！’公诉人这样说。但是首先，这是醉后气恼中所写的信；其次，他讲关于信封的事根据的还是斯麦尔佳科夫的话，因为他自己并没有见过信封，而第三点，写是写了，但究竟是否确已照所写的实行，凭什么来证明呢？被告是不是从枕头底下拿到了信封？找到了钱没有？究竟这钱存在不存在？再说被告究竟是不是跑去抢钱的，请你们好好想一想，好好想一想！他不顾一切地跑去，并不是去抢劫，而只是想知道她在哪里，这个伤透了他的心的女人到底在哪里？这就是说，他并不是为实行计划，实行他所写的话才跑去的，也就是说，并不是为了实行预谋的抢劫，而是突然地，偶然地，怀着疯狂的醋意跑去的！大家要说：‘话是对的，但不管这样他毕竟跑去杀了人，把钱抢走了。’对啊，最后就正是要问，他究竟杀了没有？对于抢劫的指控我愤慨地断然予以否认，因为既然不能确切指出究竟抢了什么东西，就不能控告人家抢劫，这是不言自喻的道理！但是他到底杀了没有，没有抢劫而杀了人没有？已经得到证明么？不会也是传奇小说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