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德拉·伊万诺夫娜打断他问。

“我对文学不在行，但是，俄国文学，据我看，整个儿都不是俄罗斯的，除了罗蒙诺索夫、普希金和果戈理。”

“第一，这已经不算少了；第二，一个来自农民，另外两个是地主，”阿杰莱达笑起来说。

“确实是这样，但您别高兴召太早。因为到目前为止所有的俄国作家中只有这三位名人说出了某种真正是自己的，自己所有的东西，而没有从任何人那里借用的外来的东西，就凭这一点这三位即成为民族的作家了。俄国人又有谁能说出、写出或者做出什么自己的东西？不可分离的、不是外来的而是自己的东西，即使他俄语说的不好、也必然是民族的人才。这是我的信条，我们开始说的不是有关文学的问题，我们谈的是社会主义者，话题是由他扯开去的，好，我就这么认为，我们没有一个俄罗斯的社会主义者；现在没有，过去也没有。因为所有我们的社会主义者也是来自地主或者学生。所有我们那些臭名昭著、大肆宣扬的社会主义者，这里的也罢，在国外的也罢，无非是农奴制时代地主中的自由派。你们笑什么？把他们的著作给我，把他们的学说，他们的回忆录给我，虽然我不是文学批评家，我也能给你们写出一篇最令人信眼的文学批评来，文章里我将如白日一般明显地证明，他们的著作、小册子、回忆录第一页都表明，它首先是由过去的俄国地主写出来的：他们的仇恨、愤怒、俏皮是地主式（甚至是法穆索夫＊式）的，他们的欢欣、他们的泪水是真的，也许泪水是真诚的，但是地主的！地主的或是学生的泪水…你们又笑了，您也在笑，公爵，也不同意？”

确实，大家都笑了，公爵也莞尔一笑。

“我还不能直截了当他说同意或不同意，”公爵说。他突然敛起微笑，像个被抓住的调皮学生那样打了个哆嗦。“但是请相信，我异常高兴聆听您的高论…”

说这活时，他几乎接不上气来，甚至额上渗出了冷汗。这是他坐在这里后所说的开头几句话。他本欲打量一下周围的人，但是没有敢这样做。叶甫盖尼·帕夫洛维奇捕捉到他的这种态势，笑了一下。

“诸位，我告诉你们一个事实，”他继续说，用的还是原来的语气，也就是似乎异常热衷和激动，同时又几乎像是在嘲笑自己说的话“观察甚至发现

＊米格里鲍那多夫《聪明谈》剧中的农奴主。这一事实的人，我荣幸地归于自己，甚至只是我自己；至少关于这一事实还没有人说过和写过：这一个事实反映出我所说的俄国自由主义的全部实质。第一；自由主义是什么？如果一般他说，不就是对事物的现行秩序进行攻击（是有理的还是错误的，这是另一个问题）？不是这样吗？好！那么我说的事实是，俄国的自由主义不是攻击事物现行的秩序，而是攻击我们事物的本质，攻击事物本身，而不仅仅是光攻击秩序，不是攻击俄国的制度，而是攻击俄国本身。我说的自由派甚至发展到否走俄国本身，也就是恨自己的母亲，打自己的母亲。每个不幸的倒霉的事实都会激起他们的嘲笑，甚至狂喜。他们仇恨民间习俗，俄国的历史，仇恨一切。如果要力他们辩解，那么也只能说他们不懂得自己在做什么，他们把对俄国的仇恨当作是最有成效的自由主义（噢，你们常会遇见我们的自由派，尽管有的人为他们鼓掌，可是，他们在本质上也许是最荒谬、最愚钝、最危险的保守派，而且他们自己还不知道这一点！）。还在不那么久以前，我们的有些自由派把这种对俄国的憎恨几乎当作是对祖国的真正热爱，并自夸说，他们比别人更好地理解什么是热爱祖国；但是现在他们已经不那么遮遮掩掩，甚至对说‘爱祖国“的话都感到羞耻，连这样的概念都被当作有害的毫无意义的东西而取消和废除了。这个事实是确凿无误的，我坚信这一点…什么时候总得把真相完完全全、简单明了、毫不淹饰地讲出来；但是，与此同时这个事实无论何时何地、自古以来无论在哪一个民族中都是没有过，也没有发生过的，因而这个事实是偶然的，可能昙花一现，我同意这点。憎恨自己祖国的自由派，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不可能存在的。那么我们这里的这一切又做何解释呢？还是先前说过的，俄国的自由派暂时还不是俄罗斯的自由派，依我看，没有别的解释。”

“我把你说的一切看做是玩笑，叶甫盖尼·帕夫洛维奇，”ω公爵认真地表示有不同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