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夜里她病了，第二天早晨已经发起烧来，神智不清了。热病发作了。两个星期以后她死了。在她昏迷的时候，突然说了几句话，根据这些话可以得出结论，她一直怀疑儿子遭到了可怕的命运，她的猜疑甚至比他们所认为的要严重得多。

拉斯科利尼科夫很长时间都不知道母亲去世的消息，尽管从他在西伯利亚一安顿下来，就与彼得堡有书信来往了。通信关系是通过索尼娅建立起来的，索尼娅每月按时往彼得堡寄信，信写给拉祖米欣，也每月按时收到从彼得堡来的回信。起初杜尼娅和拉祖米欣觉得，索尼娅的信有点儿枯燥，不能令人满意；但最后两人都认为，不可能比她写得更好了，因为从这些信里，对他们不幸的哥哥的命运毕竟得出了一个全面、正确的概念。索尼娅在信上写的都是日常生活的真实情况，最简单明了地描写出了拉斯科利尼科夫苦役生活的全部情况。信上既没有谈她自己的希望，也没有对未来的推测，更没有叙述她自己的感情。她没有试图说明他的心情，或一般地说明他的内心生活，她的信上只有一些事实，也就是他自己说过的话，详细说明他的健康状况，以及和他见面的时候他有什么愿望，要求她做什么，托她办什么事情，等等。所有这一切都写得非常详细。不幸的哥哥的形象终于跃然纸上，给描写得十分确切而又清晰；这儿不会有什么差错，因为一切都是可靠的事实。

但是杜尼娅和她丈夫从这些消息中看不出有多少可以高兴的事情，尤其是在一开始的时候。索尼娅不断地告诉他们，他经常神情阴郁，不爱说话，每次她把接到的信中的消息告诉他的时候，他甚至几乎一点儿也不感兴趣；说是他有时问起母亲；而当她看出，他已经预料到事情的真相，终于告诉他，母亲已经去世的时候，使她感到惊讶的是，就连母亲去世的消息也似乎没有对他产生强烈的影响，至少她觉得，从表面来看是这样的。她顺带告诉他们，尽管看上去他总是陷入沉思，独自想得出神，仿佛与世隔绝，不和人来往，可是他对自己新生活的态度却很坦率，实事求是；她说，他很清楚自己的处境，并不期待最近会有什么改善，也不存任何不切实际的希望（处在他的情况下，自然是这样了），虽然他所处的新环境与以前的环境很少有相似之处，但他对周围的一切几乎从不感到惊讶。她说，他的健康状况是可以令人满意的。他去干活，既不逃避，也不硬要多做。伙食好坏，他几乎不感兴趣，但是，除了星期天和节日，平日的伙食简直令人难以下咽，所以他终于乐意接受她，索尼娅，给他的钱，好每天能自己烧点儿茶喝；至于其余的一切，他请她不要操心，让她相信，对他的一切关心只会使他感到苦恼。随后索尼娅写道，在监狱中，他和大家住在一间牢房里，他们的牢房她没看到过，不过她断定，里面很挤，不像样，也不卫生；她说，他睡在铺板上，只铺一条毛毡，别的什么东西他也不想置备。但是他过着这样恶劣和贫困的生活，完全不是按照什么偏执的计划或者是有什么意图，而只不过是由于对自己的命运漠不关心以及表面上的冷漠态度。索尼娅坦率地写道，他，特别是最初，对她去探望他不仅不感兴趣，甚至几乎是怨恨她，不爱说话，甚至粗暴地对待她，但这些会面终于使他习惯了，甚至几乎变成了他的要求，有一次她生了好几天病，没能去探望他，他甚至非常想念她。每逢节日，她都和他在监狱大门口或警卫室里见面，有时他给叫到警卫室去和她会见几分钟；平日他要去干活，她就到他干活的地方去看他，或者在工场，或者在砖厂里，或者在额尔齐斯河畔的板棚里。关于她自己，索尼娅告诉他们，在城里她甚至已经有了几个熟人和保护人；她说，她在做裁缝，因为城市里几乎没有做时装的女裁缝，所以，在许多家庭里，她甚至成为一个必不可少的人了；不过她没有提到，由于她的关系，拉斯科利尼科夫也得到了长官的照顾，让他去干比较轻的活，等等。最后，传来这样一个消息（杜尼娅甚至发觉，在她最近的几封来信里，流露出某种特别焦虑和担心的情绪），说他躲避所有的人，说监狱里的苦役犯人都不喜欢他；说他一连几天一句话也不说，脸色变得十分苍白。突然，在最近一封来信里，索尼娅写道，他病了，病情十分严重，躺在医院的囚犯病房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