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天来访的本省的青年，却大抵怀着非常的好意的。有几个心于改革的，还希望我对于广州的缺加以激烈的攻击。这诚很使我动，但我终于说是还未熟悉本地的情形，而且已经革命，觉得无甚可以攻击之，轻轻地推却了。那当然要使他们很失望的。过了几天，尸一〔７〕君就在《新时代》上说：

“…我们中几个很不以他这句话为然，我们以为我们还有许多可骂的地方，我们正想骂骂自己，难鲁迅先生竟看不我们的缺么？…”

这两句有时也有用。那是我已经搬在白云路寓屋里的时候了，有一天，巡警捉住了一个窃取电灯的偷儿，那屋的陈公便跟着一面骂，一面打。骂了一大，而我从中只听懂了这两句。然而似乎已经全懂得，心里想：“他所说的，大约是因为屋外的电灯几乎Ｈａｎｂａｒａｎ被他偷去，所以要Ｔｉｕ－ｎａ－ｍａ了。”于是就仿佛解决了一件大问题似的，即刻安心归坐，自去再编我的《唐宋传奇集》。

至于我说无甚可以攻击之的话，那可的确是虚言。其实是，那时我于广州无憎，因而也就无欣戚，无褒贬。我抱着梦幻而来，一遇实际，便被从梦境放逐了，不过剩下些索漠。我觉得广州究竟是中国的一分，虽然奇异的果，特别的语言，可以淆游的耳目，但实际是和我所走过的别都差不多的。倘说中国是一幅画的不类人间的图，则各省的图样实无不同，差异的只在所用的颜。黄河以北的几省，是黄和灰画的，江浙是淡墨和淡绿，厦门是淡红和灰，广州是绿和红。我那时觉得似乎其实未曾游行，所以也没有特别的骂詈之辞，要专一倾注在素馨和香蕉上。——但这也许是后来的回忆的觉，那时其实是还没有如此分明的。

曾遇到过。到清晨呢，就有“工友”们大声唱歌，——我所不懂的歌。

其实呢，我的话一半是真的。我何尝不想了解广州，批评广州呢，无奈慨自被供在大钟楼上以来，工友以我为教授，学生以我为先生，广州人以我为“外江佬”孤孑特立，无从考查。而最大的阻碍则是言语。直到我离开广州的时候止，我所知的言语，除一二三四…等数目外，只有一句凡有“外江佬”几乎无不因为特别而记住的Ｈａｎｂａｒａｎ（统统）和一句凡有学习异地言语者几乎无不最容易学得而记住的骂人话Ｔｉｕ－ｎａ－ｍａ而已。

到后来，却有些改变了，往往斗胆说几句坏话。然而有什么用呢？在一演讲时，我说广州的人民并无力量，所以这里可以“革命的策源地”也可以反革命的策源地…当译成广东话时，我觉得这几句话似乎被删掉了。给一文章〔９〕时，我说青天白日旗远去，信徒一定加多。但有如大乘佛教〔１0〕一般，待到居士〔１１〕也算佛的时候，往往戒律然，不知是佛教的弘通，还是佛教的败坏？…然而终于没有印，不知所往了…。

在钟楼上的第二月，即了“教务主任”的纸冠〔１３〕的时候，是忙碌的时期。学校大事，盖无过于补考与开课也，与别的一切学校同。于是开会，排时间表，发通知书，秘藏题目，分卷，…于是又开会，讨论，计分，发榜。工友规矩，下

但究竟不知是否真如此。私自推测是无妨的，倘若据以论广州，却未免太卤莽罢。

但虽只这两句，我却发见了吾师太炎先生〔８〕的错了。记得先生在日本给我们讲文字学时，曾说《山海经》上“其州在尾上”的“州”是女生。这古语至今还留存在广东，读若Ｔｉｕ。故Ｔｉｕｈｅｉ二字，当写作“州戏”名词在前，动词在后的。我不记得他后来可曾将此说记在《新方言》里，但由今观之，则“州”乃动词，非名词也。

广东的果，在“外江佬”的里，自然依然是奇特的。我所最吃的是“杨桃”而脆，酸而甜，成罐的，完全失却了本味。汕的一较大，却是“三廉”〔１２〕，不中吃了。我常常宣传杨桃的功德，吃的人大抵赞同，这是我这一年中最卓著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