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来。——真，自然是不容易的。譬如态度，就不容易真，

其实，文言和白话的优劣的讨论，本该早已过去了，但中国是总不肯早早解决的，到现在还有许多无谓的议论。例如，有的说：古文各省人都能懂，白话就各不同，反而不能互相了解了。殊不知这只要教育普及和通发达就好，那时就人人都能懂较为易解的白话文；至于古文，何尝各省人都能懂，便是一省里，也没有许多人懂得的。有的说：如果都用白话文，人们便不能看古书，中国的文化就灭亡了。其实呢，现在的人们大可以不必看古书，即使古书里真有好东西，也可以用白话来译的，用不着那么心惊胆战。他们又有人说，外国尚且译中国书，足见其好，我们自己倒不看么？殊不知埃及的古书，外国人也译，非洲黑人的神话，外国人也译，他们别有用意，即使译，也算不了怎样光荣的事的。近来还有一说法，是思想革新要，文字改革倒在其次，所以不如用浅显的文言来作新思想的文章，可以少招一重反对。这话似乎也有理。然而我们知，连他长指甲都不肯剪去的人，是决不肯剪去他的辫的。

多的。那大意也并不可怕，不过说：我们不必再去费尽心机，学说古代的死人的话，要说现代的活人的话；不要将文章看作古董，要容易懂得的白话的文章。然而，单是文学革新是不够的，因为腐败思想，能用古文，也能用白话。所以后来就有人提倡思想革新。思想革新的结果，是发生社会革新运动。这运动一发生，自然一面就发生反动，于是便酿成战斗…。

因为我们说着古代的话，说着大家不明白，不听见的话，已经得像一盘散沙，痛不相关了。我们要活过来，首先就须由青年们不再说孔孟和韩愈柳宗元〔１0〕们的话。时代不同，情形也两样，孔时代的香港不这样，孔调的“香港论”是无从起的“吁嗟阔哉香港也”不过是笑话。

中国人的情是总喜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那时白话文之得以通行，就因为有废掉中国字而用罗字母的议论的缘故。

但是，在中国，刚刚提起文学革新，就有反动了。不过白话文却渐渐风行起来，不大受阻碍。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就因为当时又有钱玄同先生提倡废止汉字，用罗字母来替代〔９〕。这本也不过是一文字革新，很平常的，但被不喜改革的中国人听见，就大不得了了，于是便放过了比较的平和的文学革命，而竭力来骂钱玄同。白话乘了这一个机会，居然减去了许多敌人，反而没有阻碍，能够行了。

我们要说现代的，自己的话；用活着的白话，将自己的思想，情直白地说来。但是，这也要受前辈先生非笑的。他们说白话文卑鄙，没有价值；他们说年青人作品幼稚，贻笑大方。我们中国能文言的有多少呢，其余的都只能说白话，难这许多中国人，就都是卑鄙，没有价值的么？至于幼稚，尤其没有什么可羞，正如孩对于老人，毫没有什么可羞一样。幼稚是会生长，会成熟的，只不要衰老，腐败，就好。倘说待到纯熟了才可以动手，那是虽是村妇也不至于这样蠢。她的孩学走路，即使跌倒了，她决不至于叫孩从此躺在床上，待到学会了走法再下地面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