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预备叫一辆汽车来接你。’我当时想到，杨先生和我不过见面两次，…又想到如若杨先生的话属实，名振一时的文明新戏也许演到最后一幕。时乎不再来，所以我快快的应允了杨先生，并且声明北京的汽车向来与我们骑自转车的人是死对，千万不要客气。”

我今年已经有两次被封为“学者”而发表之后，也就即刻取消。第一次是我主张中国的青年应当多看外国书，少看，或者竟不看中国书的时候，便有论客以为素称学者的鲁迅不该如此，而现在竟至如此，则不但决非学者，而且还有洋的嫌疑。第二次就是这回佥事免职之后，我在《莽原》上发表了答KS君信，论及章士钊的脚和文章的时候，又有论客以为因失了“区区全事”而反对章士钊，确是气量狭小，没有“学者的态度”；而且，岂但没有“学者的态度”而已哉，还有“人格卑污”的嫌疑云。

九月十五日。

其实，没有“学者的态度”那就不是学者喽，而有些人偏要派我学者。至于何时封赠，何时考定，却连我自己也一不知。待到他们在报上说我是学者，我自己也借此知了原来我是学者的时候，则已经同时发表了我的罪状，接着就将这面名称革掉了，虽然总该还要恢复，以便第三次的借。

够了，我其实又何尝“碰”至多也不过遇见了“鬼打墙”罢了。

据我想来，佥事——文士诗人往往误作签事，今据官书正定——这一个官儿倒也并不算怎样“区区”只要看我免职之后，就颇有些人在那里钻谋朴缺，便是一个老大的证据。至于又有些人以为无足重轻者，大约自己现在还不过几句“说不”的诗文（14），所以不知不觉地就来“慷他人之慨”了罢，因为人的将来是想不到的。然而，惭愧我还不是“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15）式的理想才，所以竟不能“尽如人意”已经在平政院（16）对章士钊提起诉讼了。

（2）“一个女读者”参看本卷第79页注（5）。下文的“”是作者自造的字，即女的“卒”

（4）段祺瑞（1864—1936）字芝泉，安徽合人，北洋军阀皖系首领。曾随袁世凯创建北洋军，历任北洋政府陆军总长、国务总理。一九二四年任北洋政府“临时执政”一九二六年屠杀北京国群众，造成三一八惨案。同年四月被冯玉祥的国民军驱逐下台。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五日，段祺瑞发布了所谓“整顿学风”的命令，对教员学生大加恫吓：“迩来学风不靖。屡次变端。一分不职之教职员。与旷课滋事之学生。相结托。破坏学纪。…倘有

（3）李仲揆（1889—1971）名四光，字仲揆，湖北黄冈人，地质学家。他在科学研究上有卓越贡献，创立了地质力学。曾留学英国伯明翰大学，当时任北京大学教授。他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三十七期（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二日）发表《在北京女师大观剧的经验》一文，其中说：“有一天晚上（为一九二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已经被学生驱逐了的校长杨荫榆先生打来一次电话，她大致说：‘女师大的问题现在可以解决。明早有几位朋友到学校参观，务必请你也来一次。

提起诉讼之后，我只在答KS君信里论及一回章士钊，但听说已经要“人格卑污”了。然而别一论客却是并不大骂，所以鲁迅究竟不足取。我所经验的事委实有希奇，每有“碰”一类的事故，平时回护我的大抵愿我设法应付，甚至于暂图苟全。平时憎恶我的却总希望我一个完人，即使敌手用了卑劣的言和谋，也应该正襟危坐，毫无愤怨，默默地吃苦；或则戟指嚼，血而亡。为什么呢？自然是专为顾全我的人格起见喽。

还有一个好消息。“丫”打之后，张崧年先生引“罗素之所信”（13）“因世人之愚，许多问题或终于不免只有武力可以解决也！”（《京副》二五○号）又据杨荫榆女士，章士钊总长者之所说，则捣的“丫”是极少数，可见中国的聪明人还多着哩，这是大可以乐观的。

忽而想谈谈我自己的事了。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一日《语丝》周刊第四十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