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清末，我国北方爆发了以农民、手工业工人为主的反对帝国主义的义和团运动。他们采用落后迷信的组织方式和斗争方法，设立拳会，练习拳，因而被当时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诬蔑为“拳匪”

（5）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六十八期关于三一八惨案的《闲话》中，诬蔑死难的女师大学生杨德群说：“杨女士湖南人，…

（8）“有些志士”指那些反对节育宣传的人。如一九二四年五月五日《晨报副刊》载署名怀素的《五千年之黄帝孙从此绝矣》一文，曾引用安徽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校长胡晋接的讲演辞，其中说：“最新之结果，果如何乎。吾一推究之，不禁发森然，不寒而栗。盖其结果，乃一极凶之现象，即‘家破灭国亡’是也。”“而又有山额夫人之制育方法，制育药品，以为其助缘。此新文化，如不能普及，则亦幸耳。多普及一人，即灭此一人之。多普及一家，即灭此一家之。若真普及全国，恐五千年之黄帝孙，从此绝矣。”

平常很勤奋，开会运动，总不大参与。三月十八日她的学校了一张布告，停课一日，叫学生们都去与会。杨女士还是不大愿意去，半路又回转。一个教职员勉她去，她不得已去了。卫队一放枪，杨女士也跟了大众就跑，忽见友人某女士受伤，不能行动，她回去救护她，也中弹死。”但事实上，当日女师大并未“叫学生们都去与会”而是学生自治会向教务请准停课一日。《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七十期（一九二六年四月十日）登有女师大学生雷榆、李慧等五人给陈西滢的辩诬信，说明杨德群平时“实际参与国运动及其他妇女运动”当日与同学们一同校“沿途散发传单，意气很激昂”揭穿了陈西滢造谣惑众的险恶用心。

（9）关于教育和教育界为“苏俄的金钱”发生纠葛，一九二六年五月中旬，北洋政府教育以首都教育经费困难，特向俄国退还庚赔款委员会借拨十万元，并拟将此款照预算平均分给北京国立大学、公立中小学、教育及其分设机关。而当时北京大学等国立九校教职员则反对这分方法，认为此款只能用于北京专门以上学校，因而和教育发生纠葛。

（4）红卍字旗当时军阀王芝祥等用佛教慈善团的名义所组织的世界红卍字会的会旗。

（11）大师兄义和团中较小的领。义和团练拳，约以二十五人为一团，每团立一领，称为大师兄。

评栏有《北京城内的外国旗》一文，作者署名“召”（燕树棠），其中说到一九二六年夏间国民军与奉军作战和段祺瑞执政府崩溃期间，北京“东民巷界线以外”有人挂外国旗的事。文中空谈“条约法律”把依附帝国主义的军阀政客和普通民众不加区别地一概斥之为“托借外国国旗的势力”说这是“无耻的社会心理”的表现。

义和团开始提的号是“反清灭洋”后来一些领导人把号改为“扶清灭洋”一九○○年（庚），俄、德、、英、法、日、意、奥八个帝国主义国家组织侵华联军，残酷地镇压了义和团运动，并攻占北京，迫使清王朝于一九○一年九月签订了卖国的《辛丑条约》，索取四亿五千万两白银的额赔款，这就是所谓“庚赔款”十月革命后，苏俄政府决定退还“庚赔款”中尚未付给的分。

一九二二年四月曾来我国从事宣传。

（7）山格夫人（M.Sanger）通译山额夫人，国人。自一九一四年起，她从新尔萨斯主义的观发，积极提倡节制生育运动。

（6）“直接或间接用苏俄的金钱”等，是陈西滢诬蔑当时文化教育界步人士的话。他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七十四期发表的讨论“节育问题”的《闲话》中说：“家累日重，需要日多，才智之士，也没法可想，何况一般普通人，因此，依附军阀和依附洋人便成了许多人唯一的路径。就是有些志士，也常常未能免俗。…他们自己可以挨饿，老婆女却不能不吃饭呵！就是那些直接或间接用苏俄金钱的人，也何尝不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