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段意思很了然，犹言我写则自己就是，写狗自己就是狗，说别人的缺就是自己的缺，写法兰斯自己就是法兰斯，说“臭厕”自己就是臭厕，说别人和杨荫榆女士同乡，就是自己和她同乡。赵昂也实在可笑，要画，看看真就够了，何必定作畜生的姿势；他终于还是人，并不沦类，总算是侥幸的。不过赵昂也是“某籍”所以这也许还是一“言”或自造，或那时的“正人君”所造都说不定。这只能看作一无稽之谈。倘若陈源教授似的信以为真，自己也照样，则写法兰斯的时候坐下一个法姿势，讲“孤桐先生”的时候立起作一个孤姿势，倒还堂哉皇哉；可是讲“粪车”（24）也就得伏地变成粪车，说“厕”即须翻充当便所，未免连臭架也有些失掉罢，虽然肚里本来满是这样的货。

第三罪案是关于我说“北大教授兼京师图书馆副馆长月薪至少五六百元的李四光”的事，据说已告了一年的假，假期内不支薪，副馆长的月薪又不过二百五十元。别一张《晨副》上又有本人的声明，话也差不多，不过说月薪确有五百元，只是他“只拿二百五十元”其余的“捐予图书馆购买某书籍”了。此外还给我许多忠告，这使我非常谢，但愿意奉还“文士”的称号（23），我是不属于这一类的。只是我以为告假和辞职不同，无论支薪与否，教授也仍然是教授，这是不待“刀笔吏”才能知的。至于图书馆的月薪，我确信李教授（或副馆长）现在每月“只拿二百五十元”的现钱，是国那面的；中国这面的一半，真说不定要拖欠到什么时候才有。但欠帐究竟也是钱，别人的兼差，大抵多是欠帐，连一半现钱也没有，可是早成了有些论客的实了，虽然其缺是在不肯及早捐去。我想，如果此后每月必发，而以学校欠薪作比例，中国的一半是明年的正月间会有的，倘以教育欠俸作比例，则须十七年正月间才有，那时购买书籍来，我一定就更正，只要我还在“官僚”因为这容易得知，我也自信还有这样的记，不至于今年忘了去年事。但是，倘若又被章士钊们革掉，那就莫明其妙，更正的事也只好作罢了。可是我所说的职衔和钱数，在今日却是事实。

“他常常‘散布言’和‘造事实

“他没有一篇文章里不放几枝冷箭，但是他自己常常的说人‘放冷箭’，并且说‘放冷箭’是卑劣的行为。

为什么呢？大约是因为“本来已经说不胜说”或者是在矫正“打笔墨官司的时候，谁写得多，骂得下，造得新奇就是谁的理由大”的恶习之故罢，所以就用三个例来概其全般，正如中国戏上用四个兵卒来象征十万大军一样。此后，就可以结束，漫骂——“正人君”一定另有名称，但我不知，只好暂用这加于“下”人等的行为上的话——了。原文很可以“正人君”的真相的标本，删之可惜，扯下来粘在后面罢——

“不是有一次一个报馆访员称我们为‘文士’吗？鲁迅先生为了那名字几乎笑掉了牙。可是后来某报天天鼓他是‘思想界的权威者’他倒又不笑了。

第四的罪案是…。陈源教授说“好了，不举例了。”

第二罪案是“近一些的一个例”陈教授曾“泛论图书馆的重要”“说孤桐先生在他未下台以前发表的两篇文章里，这一层‘他似乎没看到’。”我却轻轻地改为“听说孤桐先生倒是想到了这一节，曾经发表过文章，然而下台了，很可惜”了。而且还问：“你看见吗，那刀笔吏（22）的笔尖？”“刀笔吏”是不会有漏的，我却与陈教授的原文不合，所以成了罪案，或者也就不成其为“刀笔吏”了罢。《现代评论》早已不见，全文无从查考，现在就据这一回的话，敬谨改正，为“据说孤桐先生在未下台以前发表的文章里竟也没想到；现在又下了台，目前无法补救了，很可惜”罢。这里附带地声明，我的文字中，大概是用别人的原文用引号，举大意用“据说”述听来的类似“言”的用“听说”和《晨报》大将文例不相同。

词太多了“同乡”两字，也足以招人“生气”只要看自己愤然于“言”中的“某籍”两字，就可想而知。照此看来，这一回的说“叭儿狗”（21）（《莽原半月刊》第一期），怕又有人猜想我是指着他自己，在那里“悻悻”了。其实我不过是泛论，说社会上有神似这个东西的人，因此多说些它的主人：阔人，太监，太太，小。本以为这足见我是泛论了，名人们现在那里还有肯跟太监的呢，但是有些人怕仍要忽略了这一层，各各认定了其中的主人之一，而以“叭儿狗”自命。时势实在艰难，我似乎只有专讲上帝，才可以免于危险，而这事又非我所长。但是，倘使所有的只是暴戾之气，还是让它尽量发来罢“一群悻悻的狗”在后面也好，在对面也好。我也知将什么之气都放在心里，脸上笔下却全都“笑”是极其好看的；可是掘不得，小小的挖一个，便什么之气都来了。但其实这倒是真面目。

“有人同我说，鲁迅先生缺乏的是一面大镜，所以永远见不到他的尊容。我说他说错了。鲁迅先生的所以这样，正因为他有了一面大镜。你听见过赵昂——是不是他？——画的故事罢？他要画一个姿势，就对镜伏地那个姿势来。鲁迅先生的文章也是对了他的大镜写的，没有一句骂人的话不能应用在他自己的上。要是你不信，我可以同你打一个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