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是讨不来。记得有一个洋鬼说过：中国先是官国，后来是土匪国，将来是乞丐国。单就学界而论，似乎很有上这轨了。想来一定有些人要后悔，去年竟抱了‘有不是娘’主义，来反对章士钊的罢。

“从此，我就以别人所说的‘东吉祥派’、‘正人君’、‘通品’等字样，加于陈源之上了，这回是用了一个‘通’字；我要‘以还以牙还牙’，或者以半牙，以两牙还一牙，因为我是人，难于上帝似的铢两悉称。如果我没有，那是我的无力，并非我大度，宽恕了加害于我的敌人。还有，有些下贱东西，每以秽掷人，以为人必不屑较，一计较，倒是你自己失了人格。我可要照样的掷过去，要是他掷来。但对于没有这样举动的人，我却不肯先动手；而且也以文字为限，‘造事实’和‘散布“言”’的鬼蜮的长技，自信至今还不屑为。在弁们的里虽然是‘土匪’，然而‘盗亦有’的。记起一件别的事来了。

前几天九校‘索薪’的时候，我也当作一个代表，因此很会见了几个前‘公理维持会’即‘女大后援会’中人。幸而他们倒并不将我捆送三贝园或运山，‘投畀豺虎’，也没有实行‘割席’，将板凳锯开。终于‘学官’‘学匪’，都化为‘学丐’，同聚一堂，大讨其欠账，——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二月一日《语丝》周刊第六十四期。

（2）《国魂》国家主义派所办的一旬刊，一九二五年十月在北京创刊，次年一月改为周刊。该刊第九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十日）载有姜华的《学匪与学阀》一文，主要意思是煽动北京的学生起来打倒裕藻一派的所谓“学匪”（裕藻是当时反对章士钊、杨荫榆的女师大教员之一）；但又故作公正地小骂了章士钊几句。这里说到《京报副刊》，是因为一九二六年一月十日该刊载有何曾亮（即周作人）驳斥姜华的《国魂之学匪观》一文。

远了，回到本题去。去年，自从章士钊提了“整顿学风”（11）的招牌，上了教育总长的大任之后，学界里就官气弥漫，顺我者“通”（12），逆我者“匪”官腔官话的余气，至今还没有完。但学界却也幸而因此分清了颜；只是代表官魂的还不是章士钊，因为上还有“减膳”执政（13）在，他至多不过了一个官魄；现在是在天津“徐养兵力，以待时机”了。（14）我不看《甲寅》（15），不知说些什么话：官话呢，匪话呢，民话呢，衙役弁话呢？…

本文发表时篇末有作者的《附记》如下：“今天到东城去教书，在新社看见陈源教授的信，在北京大学门看见《现代评论》，那《闲话》里正议论着章士钊的《甲寅》，说‘也渐渐的有了生气了。可见时事文章的人官实在是不得的，…自然有些“土匪”不妨同时官僚，…’这么一来，我上文的‘逆我者“匪”’，‘官腔官话的余气’云云，就又有了‘放冷箭’的嫌疑了。现在特地声明：我原先是不过就一般而言，如果陈教授觉得痛了，那是中了弹。要我在‘至今还没有完’之后，加一句‘如陈源等辈就是’，自然也可以。至于‘顺我者“通”’的通字，却是此刻所改的，那据就在章士钊之曾称陈源为‘通品’。别人的褒奖，本不应拿来讥笑本人，然而陈源现就用着‘土匪’的字样。有一回的《闲话》（《现代评论》五十）：‘我们中国的批评家实在太宏博了。他们…在地上找寻窃贼，以致整大本的剽窃，他们倒往往视而不见。要举个例吗？还是不说吧，我实在不敢再开罪“思想界的权威”’照他这回的慷慨激昂例，如果要免于‘卑劣’且有‘半分人气’，是早应该说明谁是土匪，积案怎样，谁是剽窃，证据如何的。现在倘有记得那括弧中的‘思想界的权威’六字，即曾见于《民报副刊》广告上的我的姓名之上，就知这位陈源教授的‘人气’有几多。

一月二十五日东灯下写。”

一月二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