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死”

〔６〕Ｓ医师即须藤五百三，日本退职军医，当时在上海行医。〔７〕Ｄ医师即托斯·邓恩（ＴｈｏｍａｓＤｕｎｎ），籍德国人。

〔２〕史沫德黎（１８９0—１９５0）通译史沫特莱，国革命女作家、记者。一九二八年来中国，一九二九年底开始与作者往。著有自传长篇小说《大地的女儿》和介绍朱德革命经历的报告文学《伟大的路》等。这里所说的“一篇序”题为《凯绥·珂勒惠支——民众的艺术家》。

此外自然还有，现在忘记了。只还记得在发时，又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三，不要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日《中》半月刊第一卷第二期。

七，损着别人的牙，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不可当真。

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

〔４〕回佛家语。佛教宣扬众生各依所作善恶业因，在所谓天、人、阿修罗（印度神话中的一恶神）、地狱、饿鬼、畜生六中不断循环转化。《心地观经》：“有情回生六，犹如车无始终。”〔５〕北新书局当时上海的一家书店，李小峰主持，曾版过鲁迅著译多。因拖欠版税问题，鲁迅于一九二九年八月曾委托律师与之涉。

我并不怎么介意于他的宣告，但也受了些影响，日夜躺着，无力谈话，无力看书。连报纸也拿不动，又未曾炼到“心如古井”就只好想，而从此竟有时要想到“死”了。不过所想的也并非“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或者怎样久住在楠木棺材里之类，而是临终之前的琐事。在这时候，我才确信，我是到底相信人死无鬼的。我只想到过写遗嘱，以为我倘曾贵为保〔８〕，富有千万，儿和女婿及其他一定早已我写好遗嘱了，现在却谁也不提起。但是，我也留下一张罢。当时好像很想定了一些，都是写给亲属的，其中有的是：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

五，孩长大，倘无才能，可寻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空文学家或术家。

〔３〕一九一八年德国十一月革命成立共和国以后，德国政府文化与教育曾授予凯绥·珂勒惠支以教授称号，普鲁士艺术学院聘请她为院士，又授予她“艺术大师”的荣誉称号，享有领取终年金的权利。

四，忘记我，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胡涂虫。

直到今年的大病，这才分明的引起关于死的豫想来。原先是仍如每次的生病一样，一任着日本的Ｓ医师〔６〕的诊治的。他虽不是肺病专家，然而年纪大，经验多，从习医的时期说，是我的前辈，又极熟识，肯说话。自然，医师对于病人，纵使怎样熟识，说话是还是有限度的，但是他至少已经给了我两三回警告，不过我仍然不以为意，也没有转告别人。大约实在是日太久，病象太险了的缘故罢，几个朋友暗自协商定局，请了国的Ｄ医师〔７〕来诊察了。他是在上海的唯一的欧洲的肺病专家，经过打诊，听诊之后，虽然誉我为最能抵抗疾病的典型的中国人，然而也宣告了我的就要灭亡；并且说，倘是欧洲人，则在五年前已经死掉。这判决使善的朋友们下泪。我也没有请他开方，因为我想，他的医学从欧洲学来，一定没有学过给死了五年的病人开方的法。然而Ｄ医师的诊断却实在是极准确的，后来我照了一张用Ｘ光透视的像，所见的景象，竟大抵和他的诊断相同。

但这仪式并未举行，遗嘱也没有写，不过默默的躺着，有时还发生更切迫的思想：原来这样就算是在死下去，倒也并不苦痛；但是，临终的一刹那，也许并不这样的罢；然而，一世只有一次，无论怎样，总是受得了的…。后来，却有了转机，好起来了。到现在，我想，这些大约并不是真的要死之前的情形，真的要死，是连这些想也未必有的，但究竟如何，我也不知。

当时在上海行医，曾由史沫特莱介绍为作者看病。〔８〕保即太太保、少保的通称，一般都是授予大臣的加衔，以表示荣。清末邮传大臣、大买办盛宣怀曾被授为“太少保”他死后其亲属曾因争夺遗产而引起诉讼。

九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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