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空中看见了兰特和素园，但是我没有话。

我因此记起，素园的一个好朋友也咯过血，一天竟对着素园咯起来，他慌张失措，用了和忧急的声音命令：“你不许再吐了！”我那时却记起了伊孛生的《兰特》〔１0〕。他不是命令过去的人，从新起来，却并无这神力，只将自己埋在崩雪下面的么？…

未名社现在是几乎消灭了，那存在期，也并不长久。然而自素园经营以来，绍介了果戈理（ＮＧｏｇｏｌ），陀思妥也夫斯基（ＦＤｏｓｔｏｅｖｓｋｙ），安特列夫（ＬＡｎｄｒｅｅｖ），绍介了望·蔼覃（ＦｖａｎＥｅｄｅｎ），绍介了堡（ＩＥｈｒｅｎｂｕｒｇ）的《烟袋》和拉夫列涅夫（ＢＬａｖｒｅｎｅｖ）的《四十一》。〔１３〕还印行了《未名新集》〔１４〕，其中有丛芜的《君山》，静农的《地之》和《建塔者》，我的《朝华夕拾》，在那时候，也都还算是相当可看的作品。事实不为轻薄险小儿留情，曾几何年，他们就都已烟消火灭，然而未名社的译作，在文苑里却至今没有枯死的。

着内忧外患，又怎么能够持久呢。自然，这仅仅是小忧患，但在认真而激烈的个人，却也相当的大的。

自素园病殁之后，转已是两年了，这其间，对于他，文坛上并没有人开。这也不能算是希罕的，他既非天才，也非豪杰，活的时候，既不过在默默中生存，死了之后，当然也只好在默默中泯没。但对于我们，却是值得记念的青年，因为他在默默中支持了未名社。

一九三二年八月一日晨五时半，素园终于病殁在北平同仁医院里了，一切计画，一切希望，也同归于尽。我所抱憾的是因为避祸，烧去了他的信札，〔１２〕我只能将一本《外》当作唯一的纪念，永远放在自己的边。

我到广州，是第二年——一九二七年的秋初，〔８〕仍旧陆续的接到他几封信，是在西山病院里，伏在枕上写就的，因为医生不允许他起坐。他措辞更明显，思想也更清楚，更广大了，但也更使我担心他的病。有一天，我忽然接到一本书，是布面装订的素园翻译的《外》〔９〕。我一看明白，就打了一个寒噤：这明明是他送给我的一个纪念品，莫非他已经自觉了生命的期限了么？

是的，但素园却并非天才，也非豪杰，当然更不是楼的尖，或名园的，然而他是楼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国第一要他多。他不于观赏者的中，只有建筑者和栽植者，决不会将他置之度外。

不久，未名社就被封〔７〕，几个人还被捕。也许素园已经咯血，了病院了罢，他不在内。但后来，被捕的释放，未名社也启封了，忽封忽启，忽捕忽放，我至今还不明白这是怎么的一个玩意。

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这倒是值得悲哀的。现在我以这几

我不忍再翻阅这一本书，然而我没有法。

自然，这不过是小不幸，但在素园个人，是相当的大的。

一九二九年五月末，我最以为侥幸的是自己到西山病院去，和素园谈了天。他为了日光浴，肤被晒得很黑了，神却并不萎顿。我们和几个朋友都很兴。但我在兴中，又时时夹着悲哀：忽而想到他的人，已由他同意之后，和别人订了婚；忽而想到他竟连绍介外国文学给中国的一志愿，也怕难于达到；忽而想到他在这里静卧着，不知他自以为是在等候全愈，还是等候灭亡；忽而想到他为什么要寄给我一本装的《外》？…上还有一幅陀思妥也夫斯基〔１１〕的大画像。对于这先生，我是尊敬，佩服的，但我又恨他残酷到了冷静的文章。他布置了神上的苦刑，一个个拉了不幸的人来，拷问给我们看。现在他用沉郁的光，凝视着素园和他的卧榻，好像在告诉我：这也是可以收在作品里的不幸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