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0〕绍伯的文章题为《调和》，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八月三十一日《大晚报·火炬》。参看本书《附记》。

不可用的剧本，其实是不可能的，要这样编，结果就是编不成。所以我以为现在的办法，只好编一对话都是比较的容易了解的剧本，倘在学校之类这些地方扮演，可以无须改动，如果到某一省县，某一乡村里面去，那么，这本就算是一个底本，将其中的说白都改为当地的土话，不但语言，就是背景，人名，也都可变换，使看察觉得更加切实。譬如罢，如果这演剧之并非村，那么，航船可以化为大车，七斤〔７〕也可以叫作“小辫儿”的。

〔６〕指刘大杰标的《袁中郎全集》中的断句错误。参看《边文学·骂杀与捧杀》。

这倒并非个人的事情，因为现在又到了绍伯先生可以施展老手段的时候，我若不声明，则我所说过的各节，纵非买办意识〔１２〕，也是调和论了，还有什么意思呢？专此布复，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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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意见说完了，总括一句，不过是说，这剧本最好是不要专化，却使大家可以活用。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上海《中华日报》副刊《戏》周刊第十五期。

临末还有一尾，当然决没有叭儿君的尾的有趣。这是我十分抱歉的，不过还是非说不可。记得几个月之前，曾经回答过一个朋友的关于大众语的质问，这信后来被发表在《社会月报》上了〔８〕，末了是杨邨人先生的一篇文章〔９〕。一位绍伯先生就在《火炬》上说我已经和杨邨人先生调和，并且的慨了一番中国人之富于调和〔１0〕。这一回，我的这一封信，大约也要发表的罢，但我记得《戏》周刊上已曾发表过曾今可叶灵凤〔１１〕两位先生的文章；叶先生还画了一幅阿Ｑ像，好像我那一本《呐喊》还没有在上茅厕时候用尽，倘不是多年便秘，那一定是又买了一本新的了。如果我被绍伯先生的判决所震慑，这回是应该不敢再写什么的，但我想，也不必如此。只是在这里要顺便声明：我并无此权力，可以禁止别人将我的信件在刊上发表，而且另外还有谁的文章，更无从豫先知，所以对于同一刊上的任何作者，都没有表示调和与否的意思；但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

文安。

鲁迅。十一月十四日。

〔２〕《戏》周刊《中华日报》副刊之一，袁牧之主编，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九日创刊。袁梅（袁牧之）所作《阿Ｑ正传》剧本，于该刊创刊号起开始连载。

〔７〕七斤鲁迅小说《风波》中的人。袁牧之改编的《阿Ｑ正传》剧本里也有这样一个人，叫“航船七斤”〔８〕即本书的《答曹聚仁先生信》。

〔３〕《闲话扬州》易君左著，一九三四年三月上海中华书局版。是一本关于扬州的杂记。书中对当地习俗和生活状况的描述，引起一些扬州人的不满，他们以诽谤罪控告作者，要求将他撤职查办（当时作者任江苏省教育厅编审科主任），因此不久该书即被毁版停售。

〔９〕杨邨人（１９0１—１９５５）广东安人。一九二五年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八年参加太社，一九三二年叛变革命。“一篇文章”指《赤区归来记（续）》，参看本书《附记》。

〔１１〕曾今可（１９0１—１９７１）江西泰和人。他曾提倡所谓“解放词”内容大多庸俗无聊；并与张资平同办《文艺座谈》，攻击左翼文艺。参看《伪自由书·后记》。叶灵凤（１９0４—１９７５），江苏南京人。他曾在《现代小说》第三卷第二期（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发表小说《穷愁的自传》，其中人魏日青说：“照着老例，起后我便将十二枚铜元从旧货摊上买来的一册《呐喊》撕下三页到台上去大便。”〔１２〕买办意识林默（廖沫沙）在一九三四年七月三日《大晚报·火炬》上发表《论“边文学”》一文，错误地认为鲁迅的杂文《倒提》有买办意识。参看《边文学·倒提》及其附录。

〔４〕《百家姓》以前学塾所用的识字课本之一，宋初人编纂。为便于诵读，将姓氏连缀为四言韵语。“赵钱孙李”是书中的首句。〔５〕果戈理（ab]GRGQc，１８0９—１８５２）俄国作家。《巡使》，通译《钦差大臣》，讽刺喜剧。“你们笑自己”这句话是该剧第五幕第八场中市长发觉自己被骗，面对哄笑着的观众说的。一九二一年商务印书馆版、贺启明译的《巡》中，这句话译为：“这都是笑的甚么？不是笑的你吗？”